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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浪漫主义者、科学家、工程师

我看到自己成为了一圈骨头
在水中央
我发誓
永远都要开放自我
任水流进来
直到我听到”骨头的声乐”
如钟声一般的声乐
— 卢 •韦 尔 奇 （Lew Welch ),《骨头的声乐》

PART   1   环保运动

环保人士拥有了绿色。这是非常惊人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自从共产主义拥有了红色以来，还未曾有过哪个运动可以拥有一种颜色。绿色的特別意义还会延续多久？
“什么是环保运动呢？” 一 本 “绿色”杂志的编辑如此问道。我听到自己说：“环保运动是由科学、技术以及情感几种力量融汇在一起，去引导公众舆论、公共政策以及个人行为，使自然系统保持健康的一个运动。”
我的理论是，环保运动的成功是由两股力量交融在一起而形成的 — 浪漫主义和科学 — 这两者常常是彼此对立，此外还有第三种力量正在崛起。浪漫主义者感受自然，科学家则研究自然。浪漫主义者喜欢讲道德，他们对于社会的主导力量持反叛立场，并且对于任何偏离正确路线的人嗤之以鼻。他们不喜欢承认错误或改变方向。科学家则讲究伦理，而非道德，他们对于任何人们所认为的占主导的范式都持反叛立场，并且会彼此争论。对于科学家而言，寻找错误就是科学的任务，改变方向就是目标。
环保运动能够吸引这么多浪漫主义者参与是一种幸运，因为他们可以激发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也将自己看做是环保人士。而这就意味着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看法总是占少数，并且当他们的观点不被大众认同时，他们很容易被忽视、打压，或者是妖魔化。
有一波新的环保人士的加入正在改变这一格局。工程师参与进来了，他们看到的环境问题既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认为是悲剧，也不像科学家那样认为是一个谜团，他们只觉得那是一个可以寻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他们向科学家要数据，以寻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科学家则赞赏工程师的加入，因为新的科技使得科学可以走得更远。浪漫主义者不信任工程师 — 有时候这是对的 — 他们认为工程师很骄傲，并且对于解决问题的前景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认为，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
浪漫主义者喜欢问题，科学家发现和分析问题，工程师解决问题。

PART   2   什么促使了立法的形成

不过这是过度简单化了。并不是传统的认识促成了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通过了很多环境方面的立法 — 包 括 《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源法》、《濒危物种保护法》 以及环保署的设立。那些致力于草拟和力争让这些法案获得通过的律师，应该称呼他们“政治工程师”吗？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当时的猎鸭者开始了保护湿地的运动，70 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在坚持这项事业。北美洲有 2400 万亩的水禽栖息地得以保存下来，保护起来并且恢复当初的生态，这些都是得力于一个由 77.5 万成员组成的“无限鸭子”联 盟 （Ducks Unlimited ) 的努力。
是真实的个人，而非纸上的文字，使得民众参与废物回收行动，使得洛杉矶以及伦敦泰晤士河的空气得以变干净，并 IL 使得生态学变成一种哲学，使得生态旅游变成一个产业，使得关于野生动物的电影成为娱乐的一种，使得分水岭成为城市规划师的饲汇，使得城市里种起了很多树，也延缓了亚马逊热带雨林被摧毁的速度，阻止了酸雨以及臭氧层空洞加剧，拯救了秃鹰以及鹤群，创建了遍及全球的绿色组织，在每一个政府层级都建立了荒野公园，从小城市到世界遗址 （World Heritage Sites ) ……这一列表还可以继续下去，写满这本书剩余的篇幅。不过这些确实是填满了保罗•霍肯所写的《看不见的力量》这本书里关于此类环保行动组织的推广贞面。
我在这里还是集中笔墨去谈一些主角，因为通过他们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2007 年，气候变暖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主流话题，环保人士有了成就感，塞拉俱乐部 （Sierra Club ) 的领袖说：“今日我们所看到的环保风潮，可以媲美 1970 年首届地球日的时候那种盛况。”整个地球终于就绿色达成共识了，而环保人士只需抓住这一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项目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这就错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的绿色议程已经过时了，因为它太偏向负面，太偏重传统，太专一，太容易在政治上让人一边倒，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解决今日所面临的如此大规模的气候问题。环保人士非但不会走上新的主导角色，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更大的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他们很多的深层目标以及历经反复修改的战略已经不能用以解决今日的新挑战了。环保人士习惯于要从人类文明中解救出自然环境，现在，他们遇上了未曾接触过的新挑战：把人类文明从自然环境中解救出来，他们要对付的是复杂的气候。
当你认为自己正在获胜的时候，也许是最难改变方向的，但事实上现在正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我们有充足的资源，我们有很多有想法的新人。当老一辈的环保人士还在各种倡议活动中周旋的时候，年轻人却可以打拼出新的方向。假如我们对过去采取非情感化的回顾，可以抛弃掉那些陈旧的观念，并且尝试到曾经一直被认为的忌讳地带去发掘新的价值。这就是我将要在这里展示的一种模式，这不仅仅是写给那些捍卫草原的环保人士看，而且也是写给新一代受到气候问题之刺激而成为环保人士的同伴看的 — 他们是绿色生物黑客、绿色科技爱好者、绿色都市主义者以及绿色基础设施建造者。

PART   3   浪漫主义者

一开始是浪漫主义者 — 代 表 人 物 有 亨 利 •梭 罗 、约 翰 •缪 尔 、戴维 •布 劳 尔 、爱 德 华 •艾 比 （Ed Abbey )、戴 维 •弗 尔 曼 （David Foreman )以及朱利亚•布特弗莱•希尔 — 他们告诉我们不能故步自封，要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一切，并且要随时准备好要因为我们对自然最深度的联系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从斯坦福毕业的那一年，布劳尔发布了塞拉俱乐部的自然摄影系列丛书。其中第一本是《这就是美国的土地》 ( I 960)，这本书的照片来自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 （Ansel Adams ) , 正是它使我走上了迄今依然在走的这条道路。爱德华•艾比则是一位擅长描写沙漠的作家，他给我带来了更多浪漫主义的东西，还 有像 “地球第一 ” （Earth First ) 的戴维•弗尔曼以及仿佛神秘大树般的卫士朱利亚•布特弗莱•希尔，他们都充分地展现了浪漫主义的美。
当我们知道生命中该为什么而奋斗、该与什么进行抗争，就可以给生命带来意义，也由此带来了其自身的一条守则：永远不要放弃。我现在相信，那样一种意义是虚幻的，也是目光短浅的。盲目地相信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事物绝对会带来灾难，特别是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美国加州是一个可以让你摆脱神秘主义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各种接连不断的大师和神秘人士路过，他们兜售着各自的玩意，这样反而使得他们相互削弱了，而这些显然比不上毒品，而且毒品也是彼此抵消了。狂热的想法，假如是过度地分享出来的话，就会变成陈词滥调。剩下来的就只有每天日常的种种现实，各种谈判，没有绝对，但充满丫意外。
1997 年，我对浪漫主义的不信任达到了顶峰，那是因为我看了一本书，那是 由 阿 瑟 •赫 曼 （ ArthurHerman ) 写 的 《文明衰落论》，这本书尝试去回答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得衰退这样的话题变
得越来越受到人们欢迎？几十年来，欧洲和美国的主流知识分子都认为世界正走向没落，所谓的进步其实是一个谎言，而坏人、坏的思想以及坏的机构则是导致好的东西变坏的根源。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却有充足的证据暗示事实并非如此，但这些完全没有被末世论者所看到。
赫曼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悲观：历史悲观主义（代表人物是雅各布•布克哈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亨利•亚当斯、汤恩比、保罗 •肯 尼 迪 ）以及更为可怕的文化悲观主义（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法农、福柯、赫尔伯特•马尔库塞、乔姆斯基以及很多当代的环保人士）。赫曼写道：
历史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文明遭受着不能克服的恶性力量的攻击；而文化悲观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力量从一开始就在塑造着文明的进程。历史悲观主义者担心他们所在的社会会自己摧毁自己，而文化悲观主义者则认为，社会本身是需要被摧级的。
尼采写道：“在所有能够彰显现代人之特征的所有事物上都带有颓败的元素。”“我们难道不是在一个没有尽头的空虚里游荡吗？我们难道没能感知到空洞的空间深度吗？它难道不是在变冷吗？难道黑夜不是•直都在向我们扩展？”
1992 年的时候，任何一位对环境持悲观主义观点的人都会以一种胜利的姿态说：
现代人正在急速地毁坏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上，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情景。森林被砍伐了，湿地干涸了，珊瑚礁被淘光了，农业用地在消失，在被盐碱化、沙漠化或者干脆就变成了公路。污染也变得更为随处可见了 — 地下水、溪流、河流、河口、以及海洋，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我们吃的食物，所有这些都被污染了。
正因为我们的这些行为，很有可能导致每天有数以千计的物种因此而走向灭绝。而这些物种当中，科学家认识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毁坏自然环境的时候，我们正使得地球变得越来越不适合生存，假如目前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不出几十年，地球将不再能够支撑复杂生命的生存。
[这是爱德华•高德史密斯写给《道：生态世界观》这本书的序言。他所担心的东西单独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他选择的标准是有偏见的，并且其愤怒的色彩显然使得他夸张了很多问题。]

PART   4   浪漫主义者

阿瑟•赫曼将这样的浪漫主义以及其使人颓丧的故事的起源追溯到一个人和一件事 一 让 •雅 克 •卢 梭 以 及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卢梭当时信奉了构想出来的原始主义并且声称：“在人手里，所有东西都会走向颓败。”他希望回到纯真以及自由，这应当是与法国贵族被推翻有关系的。欧洲的知识精英在 1789 年的时候非常欣喜地看到新时代的到来，也看着这一新生在 4 年后变成血腥和恐怖。正是经历了这一创伤，知识分子由浪漫主义转为绝望以及抗拒，并且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赫曼追寻着浪漫主义在之后几个世纪的走向，发现它经由奥斯瓦德•斯宾格 勒 （Oswald Spengler ) 的 《西方的没落》就直接发展为纳粹德国。“希特勒他们那一代是第一批接受文化悲观主义教育的欧洲人。”
在纳粹运动期间，有一波让人不安的绿色运动的风潮。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一事实是 1977 年的时候，当时我负责编辑的《共同进化季刊》里刊载了一篇文章，讲述的是德国流浪者的故事 — 他们是 19 世纪末期的嬉皮士，那时他们追求回归田园的生活，结果非常轻易地变成了希特勒的同党。赫曼的这本书里还提到，生物学家恩斯特•黑克尔 （Ernst Haeckel ) 第一个提出了生态学这个词 （ oekologie ，1866)，他当时还主张优生学，希望通过安乐死，把 “犹太人以及黑人那样一些劣种”从欧洲清理出去。彼 得 •考 特 斯 （Peter Coates ) 在《西方对自然的态度：从远古到现代》—书里说：“纳粹德国创建了自然保护区以及采取进步的森林政策，并且还注重生物多样性，这在当时全欧洲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
尼尔斯•盖曼是全球商业网络（ GBN ) 的成员，他总结“纳粹主义的绿色面目”这一辩论时给我发来这样的文字：
我认为关键且没有被辩论到的是以下方面：第一，纳粹利用他们在绿色建设方面的成绩来争取和扩大群众支持；第二，当时不管是在德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人看到纳粹的环保主义政策以及纳粹的其他政治纲领之间的冲突。总结来说，虽然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对生态友好以及纳粹或本土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历史上这两种运动之间有很多地方可以相互联系，并且未来还有可能重现。

PART   5   太空项目
点，他说：“你们这是在说笑吗？我们是要去月球啊！ ”]环保人士跟左派一起反对太空计划，他们说：“我们要先解决地球本身的问题才能离开地球。”
唯一例外的就是雅克. 库 斯 托 Uacques Cousteau )，海底探险的先锋。
1976 年，他 接 受 《共同进化季刊》采访的时候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同行认为美国的太空项目的耗资巨大并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是他是支持这个项目的 ，一 开始是基于哲学上的理由，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实用方面的理由。库斯托发现，卫星才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对海洋进行监控的方式。
虽然很多环保人士尝试去关闭或者忽视太空项目，但是他们从太空项目当中获得的好处远大于其他人，并且早于其他人。正是因为他们直接受到由太空发回的地球照片的启发，于是，他们于 1970 年发起了第一届的地球日，并且吸引了 2000 万美国人参与到游行当中。于是环保运动由此而开始，并且有了一个全球共同认可的标识，并且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这个关联。罗伯特•普立 （Robert Poole ) 在 《地球崛起》—书中写道：“一旦地球在人们的视野里出现之后，就吸引了很多朋友，他们开创了地球之友组织。1969〜1972 年期间我们看到了有至少 7 个主要的全国性环保组织建立了起来。”
那是什么使得库斯托可以那么早就预测得到太空项目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他对于新科技不会发生过敏反应：他是水肺的发明人，正是这一发明使得海底探险成为可能。探险者的心态让他把太空当成是下一个海洋，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在发问：卫星可以为他做什么？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因此他不必遵从任何一个狭隘的主张。跟他的科学同行持相反意见不但不会破坏他们的团结，反而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必须做的事情。
而团结则是被左派人士遗弃的一种思想，并且它在环保运动中没有占据到一 席之地，正如他们的一首歌的歌名所言：《你是站在哪一边的》正是这样的思想使得英国“自然之友”协会因为核电的问题而
抛弃了他们的受托人休•蒙蒂菲奥里（ HughMontefiore )。（他支持核电，并且认为这才能让我们走出气候变暖的困局。）而解雇蒙蒂菲奥里的则是地球之友的主管托尼•俊尼普（Tony Juniper)，他说，在组织内部可以有辩论但是不应该将辩论带到公众视野里。我认为这是自己打倒自己的一个做法。对于一个组织或一场运动而言，做正确的事情比坚持做一件事情来得更为重要，而要找到什么才是对的就需要有辩论，并且要尽可能公开，因为随着时势的变化，什么东西才是对的也会跟着变化。

PART   6   非政府组织保护自然

浪漫主义式的观点或者是这样的政治立场，可以给人们一种认同感，并因而激发他们去行动，但是它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多大帮助。“实用主义的其中一个观点是，对于某个具体问题，必须去分析其细节，这是无法逃避的。”这是丹尼 尔 •法 巴 （Daniel Farber ) 写的法律学书籍《生态务实主义》（2000)里的一句话。
保罗•霍肯有过一段最精彩跟名片相关的故事（以下是引用）：
过去 15 年里，我作过近 1000 场关于环境的演讲，而每一次演讲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少部分人围在一起讨论，问我问题，而且跟我交换名片。这些跟我交换名片的人正在解决某个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突出的议题：
包括气候变化、贫穷、森林政伐、和平、水、饥饿、环保教育、人权以及其他方面。他们来自非营利以及非政府组织，或者说是来自公民社会。他们正在看护河流以及港湾，正在向消费者传递可持续农业方面的知识，用太阳能板翻修他们的房子，推动关于排污方面的立法，与那些偏重于大企业的贺易政策进行斗争，努力绿化内城，对孩子进行环保教育。简而言之，他们正在努力尝试保护自然，以及维护正义。
霍肯一直坚持收集这些卡片，到后来他也被打动而有所行动。他开始研究这个现象，写出了《看不见的力量》并且建立了一个关于这些组织的在线数据库，他发现，全球范围内有超过 100 万个这样的组织。他们之所以蓬勃发展，乃是因为他们的专一性，因为他们是在具体的问题上下工夫。而他们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变得隐形。他们做事有效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正如霍肯所写：
“反馈的回路是短的，而他们学习的进程则因此而加速。”他们不会受到意识形态、 口号、名声或者某个大的名字的束缚，他们都是因为有需要而出现的，并且都关注于结果。
他们关注的是改进，而不是去否认。

PART   7   科学是唯一的新闻

科学是唯一的新闻。不管你看新闻门户或者是看杂志，所有那些跟人相关的故事都是陈年老酿，所有的政治以及经济也不过是循环往复的戏剧，所有时尚不过是关于新东西的病态的虚幻，甚至技术也是可以预测的，假如你其中的科学。人性本身没有多大变化，但科学则一直在变，这样的变化累积来，就会不可逆转地改变世界。
与浪漫派的文化悲观主义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科学给人带来双重的乐观义。一方面是科学的过程本身，因为我们掌握科学的能力在不断地提升：的发展可以使得科学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另一方面，科学带给我们的际内容 — 我们所发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好消息或者是可以转换为好消息，这主要得益于我们日渐增长的知识、工具以及技术。因为科学发现不仅仅是点上的发现，所以可以绕开那些单纯基于观点而产生的思想体系。而科学则可以不断地提出更多更好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本身也会吏具逻辑性。会以一种可以引出答案的方式去提出这些问题，并且找到答案，继续探寻下个问题。
正因为如此，就难怪以自我为中心并且静止不前的浪漫派会认为自己科学的威胁了。确实如此。浪漫派喜欢大树，而不是大树的基因组。而科学则同时喜欢这两者。
文学经纪人约翰•布洛克曼 （John Brockman ) 指出科学的另外一个视角：
通过科学我们可以创造出技术，而借由新的工具我们可以重新创造人类。但是直到最近，还没有任何一个民主的社会、任何一个立法机构，选择或者投票，决定这个过程应当如何发生。没有人为印刷术投票，人为电的发明投票，没有人为无线电、电话、汽车、飞机、电视、太空行、核电、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万维网、 Google 、克隆是人类基因组测序投过一票。

PART   8   浪漫主义得到的教训
气候变化这一议题就是一个例子。而一旦他们对科学产生担忧的心态时，就是他们做得最糟糕的时候，基因工程就是一个例子。两个例子都能看出浪漫派的影子：浪漫派主张否认事实，结果就遇上了气候变化的灾难，而同样在浪漫派看来，转基因就像是玛丽•雪莱所描绘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的罪恶那样。伐。而这个过程中需要做的其中一步就是知道该紧密追踪哪些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支持我们现有理论的观点，忽视或者不相信任何不能够支持我们现有观点的东西。而这样的偏见是需要很强的自我约束才能打破的。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 理 查 德 •亨 明 （Richard Hamming ) 说：“达尔文在他的自传里说，他会写下每一个跟他的观点相冲突的证据，因为假如他不这么做，这些证据一下子就会从他的脑海里跑掉。”相信千年虫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且在公开场合对 GBN 的客户这么说过。而我的这一错误测则是基于一个我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我自己的电脑那时候就特別容易因为软件故障（俗称 BUG ) 而无法运作，并且它们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导致电脑出现蓝屏死机。干是我想，那些老的电脑以及更为久远的软件将会更容易遭到千年虫的攻击，因为千年虫是深藏在机器里的。那样的话，整个地球都将经历蓝屏危机。不过那时候也许我该听听丹尼•喜乐斯的话，他是大型计算机的设计师，他告诉我说，千年虫问题最多只会让一些狗的执照没办法第一时间得到更新。甚至我应该听听工程师的话，1998 年我和亚马逊的一些工程师共进晚餐，其中一位工程师回应我关于千年虫问题的话时，很甜蜜地说：“你是不是相信神话？”要学会质疑传言，要更多去聆听那些知道最多事实、钻研时间最长并且不被某个主张或者是其雇主的主张所左右的科学家。气候学家威廉•鲁迪曼 （William Ruddiman ) 写 的 《犁耙、瘟疫以及石油》一书一经出版，他就成为了舆论攻击的焦点(以下为引用）：这些通信自称是在谈科学，但实际上它们与强硬的政治有更多相似之处。甚至有多文章的作者直接就是收取了钱财之后写出这些文章的。现，二氧化碳根本不会导致气候变暖，你会发现，地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并没有变暖，而任何地球变暖的情况都是因为太阳变得更为强烈，而不是因为温室气体之上升。在他们所描绘的世界里，那些主流科学家们的发现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否认。伪科学的反气候变暖行动跟同样是基于伪科学的反对基因工程的行动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在绑架科学以达到政治目的。同意见 （甚至是强烈的表达这些意见）的科学家 ◊ 约翰•布洛克曼对那些搞不清楚到底在争论什么事情的人说：“在科学界，人们就是通过争论来协作，来拓展他们的思想。”而遗传学家帕梅拉•罗纳德在她写的《明日的餐桌》一书里则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区分科学和流言以及如何衡量一场科学争论的方法。她的看法包括：解该期刊在科研人员的圏子里是否有好的知名度；了解是否有其他的研究证实了同样的结果；了解是否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观察趋势。随着时间流逝，证据积累得越来越多，科学家的共识是否也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PART   9   科学受政治的影响
但假如他们因而将 DDT 杀虫剂认为是绝对的邪恶的话（雷切尔•卡森并没有这样做），那就是大错特错了。雷切尔•卡森书中所写的大多数的科学评估都是正确的，但有少数是错的。例如，她认为 DDT 会导致癌症这一点是错的。但是由于过分的热情，全球范围内 DDT 都已经被禁用，于是疟疾在非洲重新出现并且传播开来，而这是在雷切尔•卡森死后所发生的事情。在 2007 年 《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里，罗 伯 特 •格 瓦 兹 （Robert Gwadz ) 写道：自从 DDT 被禁用之后，估计有 2000 万儿童因此死去。现在，类似 WWF 这样的环保组织正支持以消灭疟疾为目的的 DDT 使用，他们同时还会派发蚊帐、在静止的水里放入杀虫剂以及通过其他的方式，以达到最终消灭疟疾的目的。而一旦疟疾消失了， DDT 也会随之消失。科学经常会被政治颠覆。可以从两本书里看出斯 （Michael Harris ) 所 写 的 《海洋悲歌：北冰洋鳕鱼渔场的崩溃 —– 个真实的犯莽故事 》以 及 杰 夫 •伟 莱 （JeffWheelwright ) 所 写 的 《灾害的程度：威廉王子湾自然恢复的故事 》在描写鳕鱼的故事那本书里，你会看到，虽然有独立的科学家预计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渔业会减产，而加拿大的政治家以及政府雇用的科学家则装作没有事会发生，而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要保护纽芬兰地区渔民的利益。而该地区渔业的崩溃终于在 1989 年到来。到 1992 年，政府全面禁止捕捉鳕鱼，但是鳕鱼渔场依然没有恢复过来，甚至也许走向失业。都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有三种保护渔场的方案彰显了其价值：在指定区域内禁止任何捕鱼作业，以促使鱼群恢复；捕获量交易，又 称 “个人可转换额度”，这样的方案已经拯救了阿拉斯加的大比目鱼；以及细心护理的海水养殖法。正如雅克•库斯托于 1976 年的时候跟我说的：“捕鱼就如捕猎……假如我们要做到文明，就应当彻底消除捕鱼并且用养殖来取代。我们所说的人类文明就是从农业养殖开始的。我们现在依然还是海里的野蛮人。”深度报道，这本书里包含了很多令人不舒服的真相，这些都没有被写进科学报告里，而这些报道是由事故争端的双方分别提供资料而写出来的。漏油事故之后的大规模清理行动对环境破坏的程度大于漏油事故本身，虽然清理行动为威廉王子湾带来了经济上的促进。该地区最为繁盛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是搁浅的油轮所在地，那里生活着从细菌到红鲱鱼到三文鱼的整个生物链上的生物，它们都以石油为食物。人们担心漏油事故之后野生三文鱼会染上芳香烃。但事实上人们发现，在漏油地带捕获的三文鱼其体内的芳香烃含量仅仅为在当地普通三文鱼体内芳香烃含量的万分之一。而威廉王子湾的真正教训是大自然具有相当强的恢复能力，一旦人为的压力离开之后，自然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复原。科学与政治划清界线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帮助公众 2008 年，英国工党政府决心要禁止使用塑料购物袋，因为它们会被排入大海而且会困住海鸟以及海洋哺乳动物。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戴维•圣帝 罗 （David Samillo ) 则指出：“假如说有很多动物因为塑料袋而死亡，这是本不可能的。就全球范围而言，塑料袋并不是一个问题。政府的行动是基于拿大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称，有 10 万的海洋动物因为被弃置的鱼网所困而亡。而塑料袋则与此事件没有关系。”的人士。但是很古怪的是，他们对于环保人士显得非常有礼貌。我所认识的每一位生物学家都对环保人士在基因工程上的立场表示失望，只有一位科学家出来表达他的立场。他就是彼得•雷文。同样，气候学家看到了使用核电的要，但是在公开场合批评环保人士之反核电立场的就只有詹姆斯•洛夫洛克以及詹姆斯•汉森。现在是停止对环保人士溺爱的时候了。他们的动力也不是脆弱的，假如有科学的严谨以及科学的纪律之约束，环保人士会做得更好。假如科学家可以把他们当成是同行 — 也就是说是有严格要求的同行一 - 环保人士

PART   10   工程师的做法
里•洛文斯出现了，他看到汽车可以成为一个杠杆，通过这个杠杆，可以推动人们在大范围内进行能源保护的工作。他还着力去设计和推广一些在能耗上比正常汽车低很多的车。洛文斯凭他一个人的努力，使得整个环保运动从摒弃汽车工业转为积极参与其中。这就是工程师的做法。他们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去理解问题到底在哪里，而后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他们不会去争论什么是错的，他们只需给人们展示什么是对的就可以了。就描述过 LEED (美国绿色建筑协会）评级系统如何成为现实的：一位名为戴维.哥特弗雷德 （David Gottfried ) 的很成功但又很沮丧的开发商以及货运（ Carrier ) 集团的一位名叫里克. 费 里 兹 （Rick Ferizzi ) 的执行官，他们俩召集了一批建筑师、供应商、建筑工人，以及设计师，希望可以一起创建一套绿色建筑的标准。今天，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已经有 6200 个机构会员以及 8.5 万活跃的参加者，并在日本、西班牙、加拿大、印度以及墨西哥都有分会。虽然没有人做过统计，但是在其成立迄今的短短几年间，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在建筑节省材料、减少毒素排放、避免不必要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提升居民健康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比不上的。该协会与设计师、建筑师以及商人进行合作，虽然不一定很容易，因为采用这个标准就意味着公司原先的产品需要发生变化，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 LEED 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级、金级，或白金级。他们为获得这些可以炫耀的级别而花费额外费用是值得的。

PART   11   生物拟态
耶斯 （ JanineBenyus ) 写 的 《生物拟态》。这本书本来是希望给工程师一些启发，让他们去研究自然，从中获得设计的灵感，但慢慢地，这本书也教会了非工程师去尊重工程师的做法。本耶斯说：“跟工业革命不一样的是，生物拟态的革命将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不再从自然那里提取东西，而是从自然那里学习东西。”书里提到的一些例子包括：向树叶学习而做成的太阳能电池维；像珍珠母那样的抗震陶瓷；从大猩猩那里学到的治疗癌症的办法；从高草那里获得启发而培育成的多年生谷物；能够像细胞一样传递信号的计算机以及从红树林、珊瑚礁以及橡树林那里学到的循环经济模式。根据功能来决定形态。大自然会循环利用所有东西。大自然对合作会给予奖赏。大自然靠多元性获得永续发展。大自然呼唤本地智慧。大自然禁止内在的浪费。大自然从有限获得能量。大自然看上去非常像自由派的民主党员，本耶斯读的是森林学，她也许可以基于上述的内容编写一个《魔鬼词典》的版本。这是我写的：无情的：要保护自己的生态位，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你的敌人。大自然尊重生物的领地：用生命来捍卫它吧，否则你会饿死。大自然喜欢投机的侵者：例如野葛和人类。大自然是吝啬的：把多余的孩子吃掉吧。使得生物拟态的学科得以稳固而且有效地建立起来。美国国家科学院 2008 年性、超级高效、自我清洁、自我愈合、自我复制、超级设计以及精细等特性的天然材料的资讯呈现爆炸式增长。生物材料很多也是具备多种功能的，而这一特质正是人们期望人造村料能达到的。某个创意或者是某种机制，但是天然的过程是难以通过简单的模仿来复制的，因为它们是经过漫长的岁月进化而成的非理性产品，不是由某人设计出来的。生物拟态之所以还没有成为主流，是因为大自然是非常复杂的，其复杂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蛋白质同时发挥作用，而具体是怎样一个过程，就连最顶尖的科学家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而蜘蛛丝的力量不仅仅体现在构成蜘蛛丝的多种蛋白质组合上，而是在于蜘蛛的喷射，7 种不同的蛛丝会从 600 个旋转的小嘴里喷射出，并且编织成相当具有高度可恢复性的结构。的身体结构则告诉我们，要实现这样的飞行，飞行器的前端需要一对机翼，后端则需要一个稳定器。但是鸟类的翅膀振动则实在难以模仿，于是为了产生动力，人们就设计了一对旋转的翅膀，也就是螺旋桨，这是自然界从未有过的。同时让叶片往后翻转，以形成风。）

PART   12   中国的例子
工程师是人造基础设施的设计师和建造者，他们很习惯利用人类的创造力去改变自然的运作过程，从而改变自然基础设施。这个地方有一条经常发大水的河流吗？那就修一座水坝吧，还能以此来发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一 举两得。希望利用工程学的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却又担心这样做过于傲气的环保人士可以看看由工程师而不是由律师管治的中国，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发生的事情会让他们感到吃惊和恐惧。2007 年，《新科学家》杂志报道说，第十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是工程师出身。胡锦涛主席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这所学校常被认为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而温家宝总理则是获得过地质学方面的训练。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中国已经购买了 3500 万个太阳能热水器，这个数字比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还要大。同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在风力发电方面排名第六的国家。到 2020 年，中国希望可以将风力发电的容量扩展到原先的 12 倍，增加到 3 万兆瓦。2000 年，北京市在一周的时间内就将 2.6 万辆污染严重的小汽车清理出市区。环顾整个中国，政府都在兴建大型的太阳能以及生物能城市，并且其规模是世界其他地区最大的绿色社区的 30 倍。所有小学，都可以看到写有这样字句的标语：

PART   13   环保问题看做商机
绿色创业者引领了潮流。很多公司雇用了大批的工程师，而工程师则并不知道或者并不关心所谓的环保传统、行动或者一些浪漫派的主张。因为工程师关心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在于改变人们的行为，当他们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科技。维 诺 德 •科 斯 拉 （ VinodKhosla ) 是硅谷一位先锋绿色风险投资人，他告诉《新科学家》杂志说，在能源利用率方面的提升或者法律上的修订只会带来非常小而且渐进式的效益。“相比之下，新的技术可以带来 2 倍、4 倍乃至 10 倍的改变。”“绿色化学”是由保罗•安那斯塔斯 （Paul Anastas ) 于 1991 年创立的一门学科，它旨在从环保的视角重新思考整个行业，当时他正是环境保护署的化学工业行业总监。他写过《绿色化学的 12 条准则》一文，现在已经成为了经典，虽然并不为大多数环保人士所知，但环保人士应当了解这一点，因为这篇文章讲述了我们该如何应对继温室气体之后最为危险的污染，也就是有毒化合物的污染。（其中一条准则写道：“使用催化剂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另外一条则写道：“要最大限度地发展核子经济“。)支持一些狭隘的环保目标，但却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航天科技、核子科技以及基因工程方面都是如此。假如对干一种新的科技，你的第一态度是怀疑的话，你就会失去机会利用这一技术来达到你的目的。“环保运动迄今为止只是在关注技术带来的坏的一面，却没有去关注技术本可以带来的好的一面。”这是弗里曼•戴森说的。但要关注绿色科技带来的机遇，则需要我们改变自身对新事物的态度。假如新的一代环保人士可以像看到最新的以钛和透明硅胶做成的超级轻的登山装备那样，对基础设施级别的技术感兴趣的话，将会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他们将不会像浪漫派那样去抵制科技，而会紧抓科技进步带来的机遇并且将其应用到实现环保目标方面。他们的工具包将包含从分子层面（包括基因以及原子）到宇宙层面（包括太阳风以及暗能量）的技术。他们还会将手机融入到他们生命当中。

PART   14   你怎么想比你想什么更为重要
更为重要。”人们在事物判断的质量上最重要的差别，最初由古希腊的诗人阿尔齐洛科斯（ Archilochus ) 道出：“狐狸懂得很多东西，而刺猬则只懂得一样伟大的东西。”刺猬有一套宏大的理论，它会将这套理论应用到很多领域，并且对此抱一种欣欣然的态度，它们表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都是非常自信的。而另一方面，狐狸则对于宏大的理论表示怀疑，他们对事物的预测也会发生改变,并且乐意根据事物的实际进展来调整自己的观点。刺猬不会注意到也不在乎自己是错的，而狐狸则会从错误中学习。刺猬是伟大的支持者，而狐狸则是更好的预见者以及更优秀的政策制定者。。作为一名心理学研究者，泰特洛克冃睹广左翼以及右翼政治顾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戈尔巴乔夫上台的错误预言以及苏联的最终解体。（自由派很清楚里根是一位很危险的笨蛋，保守派则深信苏联会长久存活下去。）而整个过程给泰特洛克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个正好是一种 “与结果不相关的学习结构”。没有反馈，也就没有修正。长期研究项目，现在已经有 20 年了，他要研究的是专家们关于国际政治局势之预言的结果。他总共研究了 284 位专家所作的 2.8 万个预言，并且尝试从中找到成功预言的模式。大多数的发现都看不出很明显的差异：保守派并不比自由派做得好，乐观主义者也不比悲观主义者做得好。只有一种模式是一直反复出现的。借用刺猬与狐狸之差别这个比喻。以赛亚•伯林所列举的持单一观点的“刺猬”包括：柏拉图、但丁、黑格尔、普鲁斯特。而持开放心态的“狐狸”则包括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伏尔泰以及乔伊斯。泰特洛克指出，在预测方面，狐捏的总体成功率远胜于刺猬，特别是在对不久的未来的判断方面。刺猬类专家不仅仅比狐狸类专家在预测事情上做得更差（特别是关于长期的预测方面），甚至他们还比不上稍有注意力的外行 — 显然是因为他们被自己那一套美丽的理论以及丰富的经验所迷惑了。另外，狐狸专家不仅仅在预测的准确性方面更为优秀，而且在他们对事件发生的槪率预测方面也更为准确。在这方面，他们有着可以跟天气预报员相当的准确度。刺猬的价值在于他们有时候会在一些长远的判断方面给出正确的预测是这是以很多短期判断失败为前提的。那些自信洋溢、富于魅力且有很好的故事的专家往往会给出错误的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以做好的公众演说以及他是否能做出关干未来好的判断可能相反。”这是泰特洛克对旧金山的一班听众说的话。他还补充说，刺猬只会惹怒他们的政敌，而狐狸则会惹怒任何一种政治力量。

PART   15   环境方面的刺猬和狐狸
《持怀疑论的环境主义者》 2001)比约恩•隆伯格 （Bjorn Lomborg ) 以及艾默里•洛文斯。我有次听到隆伯格的粉丝问贾雷德 •戴 蒙 德 Uared Diamond ) 对隆伯格的书的评价。我记得戴蒙德的回答是：“问题在于隆伯格是在细节上跟你争辩。他说，复活节岛的崩溃是因为某一种棕榈树的脆弱而导致，因此不能作为一个通用的案例。这样一种论调就好像是一个创世论者看到得克萨斯州有一块颠倒的地形而因此判断达尔文是错的一样，你不能跟他争辩了。假如你花时间去研究他们的论证并且驳斥了他们的观点，最后你发现其实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又发现了其他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了。”（不过戴蒙德同时又赞扬了隆伯格所倡导的让全球的注意力都放到消灭非洲的疟疾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环保人士用心是好的，但是他们大大夸大了问题的危害。因为他是统计学出身的，因而他可以驾轻就熟地游走于数据的海洋，并且用充足的证据来支撑他的观点。而正是这样的一种能力会让刺猬过于自信，泰特洛克写道：识来打造因果关系的图景。他们会让自己相信一些极端的可能性，而且这些场景越来越偏离现实。而随着这些专家自身在经验上的增长，他们的预測方面的自信心会提高得越来越快，并且远远高于他们在预测准确率方面的增长。(Peter Gleick )，他 为 “忧虑的科学家联盟 ”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 写了一篇书评，着重指出《持怀疑论的环境主义者》这 本 书 “只是选择性地使用数据，错误地使用了数据，还有错误地解读，选择了错误的精确度以及有事实错误。”数据以及文献，将这些通通扔给你，并且跟你说，你不可能掌握这些的，还是别跟我争论了。而事实表明他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以及节省能源方面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的，但是他在关于核电方面的预测则是错误的。我估计在核电这个问题上他会保留刺猬那样的立场，并且不会对核电说一句好话（我估计，这就正如隆伯格不会为环保人士说一句好话一样）。假如我这个判断将来被证实是错误的话，我估计他可能会在微型反应堆方面改变看法，这个正好与他关于分布式的微型电站的观点相吻合。每当刺猬得知自己的观点被证实是错误的时候，他们会找到一系列的借口： “我就差那么一点就对了。”“我只不过是选错时机而已。”“我犯了一个正确的错误。”（出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我正好遇到了霉运。”而每一个借口都让他们有机会再次重申自己原先的理论为何是正确的。

PART   16   科学家
科学家则是像狐狸那样训练出来的讳的科学家是斯坦福大学的气候学家史提芬•施耐德 （Steephen Schneider )。30 年的寒冷天气以及他提出的空气中的粉尘及微粒（学名为气溶胶）的增加如何可以导致新冰河时期的理论模型而提出的。1974 年，他公开撤回该论文，因为他确信他的模型过分强调了气溶胶的影响并且低估了二氧化碳的影响。有了更好的数据以及更好的模型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对气候变暖极为关注，并且一直到今天他都在坚持这一立场。嘲笑凯恩斯关于货币政策立场之转变一样。凯恩斯的回答是：“当事实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就会改变我的立场。不知先生您会怎么做呢？”忧了。”这是一位听众回答泰特洛克的时候说的话，泰特洛克认为这是“狐狸的典型特征”。另外有一句话则是来自法国狐狸伏尔泰，他说：“怀疑不是一种让人舒服的状况，但深信不疑则是荒谬的。”在什么问题上你错了，这样的错误如何改变了你的立场？ ”我们从他的回答可以看得出这个人在智力上是否是诚实的，或者他只是自认为不会被打败的骗子。让我快速地罗列一个我自己的错误清单吧：20 世纪 60 年代时，我深信公社式的社区是未来的方向，我认为巴基明斯特•富勒 ® 所设计的穹状建筑是可以居住的，并且认为可卡因是无害的。20 纪 70 年代时，我认为 1973 年的石油危机会导致美国的警察走上街头，我认为核电是坏事，并且小的永远是好的，特别是村庄。而关于千年虫的问题，我更是彻底地错了。2003 年，我深信民主党的竞选人会贏得但错误帮助我们学习。从这些以及其他的错误当中，我学会了不要过分地持乐观或悲观的态度。很显然我经常高估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接受新东西的速度，以及大规模的复杂结构的脆弱程度。要记住，也许我关于气候变化的预测会是错误的。我有很多错误的判断是因为我的无知，我当年否认核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PART   17   困惑所在
刺猬通常会非常坚定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而狐狸则非常谨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这些观点也非一成不变的。猜猜观众更爱听哪个吧。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敢于坚定地说出自己不十分有定论的观点的狐狸（这本书正在尝试做出一个示范），以及更多能够欣赏观点改变的观众。当我们听到教皇说“正如我一直说的……”的时候，观众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啊？ ”。不敢承认错误是可以导致无力感的。顾问的朋友告诉我说：“新保守派现在都不说他们关于伊拉克问题有什么是对的了。他们只是将所有的时间花在证明自己没有错。这就意味着政策不可能发生改变，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讨论得以开始：‘方案 A 失败了。我们是否有方案 B ? ’”让刺猬当执政官是一个坏的主意。抗议者有一套绝招，是建立在他的好奇心基础上的。当他看到一群抗议者的时候，就会走上前去问他们：“请告诉我你们关心什么。”然后会有人大发牢骚。是否正确，您刚才讲的是……”然后他就会把抗议者的观点复述一遍，并且通常他的复述会更为清晰和有力量。抗议者马上释然了！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了！会呢，因为布朗州长有时会因为一些事件而改变他的观点和政策，并以此著称。Thinking ) 的活动，这是今日永存基金会 （Longnow Foundation ) 的一个活动，我就参照布朗的做法来设计我们的现场辩论。我们有过关于核电变绿以及合成生物学的辩论。每一轮首先开始的辩手先讲 15 分钟，而后他的对手会进行 10 分钟的提问，并且他在总结的时候需要归纳前一位辩手的观点，使得第一位辩手满意为止。而后他们就转换角色他们看到公众人物努力尝试去复述对方辩手的观点，而且不带讽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的对议题的深度探寻，可以避免辩论成为形式性的输和赢。同样，观众也会发现，自身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点也会开始动摇。有哪一个地方是适合用来就环境议题进行坦诚辩论的欢看巧舌如簧的刺猬之间的相互斗争，而不是为人们呈现出更具深度的理性辩论。环境组织没有大笔的资金来搞大的会议。也许一些绿色慈善家可以资助他们。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也许是搞一个科学会议，要有足够的资金，邀请更多的环保人士到这里正式地开展辩论。

PART   18   环保人士应该怎么做
假如环保人士不拥抱科学和技术并且走到这两者的前沿，他们也许会走上共产主义一样的道路。环保人士需要成为新工具的早期使用者以及不断去拓展新的疆域。不再是一味地说“不”或 “停止”，他们的战略也许可以改为去肯定和重新引导方向。对于新科技，他们可以提出疑虑，但永远也不要丢弃这样的疑虑，要通过疑虑把科技引向更温和的方向、达至更好的目的。与其迷恋于那些浪漫主义的反叛和逃避政府，环保人士不如走向政府，游说政府推行类似新西兰或荷兰那样的由政府推行的包罗万象的环保计划。他们还可以从狐狸政治家 — 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人 — 那里获得启发。罗斯福因为他对生命的强烈渴望以及他对未来完全没有恐惧而在众人当中脱颖而出。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未来，他传递出来的感情是，不管遇到什么，所有东西都会成为他磨坊里的谷物，没有任何东西会因为太可怕或太细碎而不能被利用或者是被改造成新的模式和不可预测的生命形态。和勇气去应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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