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法则】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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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都市新希望

城市是舒适的.居住于城市
就是走向文明，可以通宵阅读
或唱歌跳舞.直到曰出
在等待中起来而不是醒来。
——罗伯特•弗罗斯特《慈悲的假面具》

PART 1 城市的意义

城市使得创新得到加速。城市解决了人口过度膨胀的问题。虽然城市正变成人类历史上最绿色的东西，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市使创新加速，解决人口膨胀，努力成为最绿色的东西。

PART 2 手机创新的意义

很多因为厌倦贫穷而搬到城市里的人所展现出来的动力和智慧，正在加速着许多具有改变世界意义的创新，并且，这些创新也正在得到大范围的推广。最经典的个案就是与手机相关的。
2007 年，英国广播公司派一位记者以及摄影团队到肯尼亚，他们遇上了一个通过手机组织起来的快闪行动，一些贫民窟居民参加了这次行动。他们包围了一辆推土机，以此反对强行拆迁。记者还发现，有农民利用手机 — 他们称这是他们新的中间人 — 来跟踪几个远处村庄的西红柿价格。他们还发现，养牛的牧场主也会利用手机来跟踪远方的放牧工人。内罗毕的一位年轻的妇女说，现在手机就是她的办公室：“它使得人们可以自我控制，就跟火车轮以及铁路一样重要。”而手机短信也在帮助人们识字。手机的直接性可以让人们绕开政府腐败。手机信号覆盖到哪里，经济发展和社会改变就会在哪里发生。
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还把手机变成了货币。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研究员阿里克斯•彭特兰（ AlexPemland ) 写道：
人们还使用短信来支付购买蔬菜或乘坐出租车的费用。因为在发展中国家，重新翻修后的手机仅仅卖 10 美元，并且接收短信是免费的，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通过短信联系了起来。即使是建筑工人，也不再是待在街角等工作。相反，现在有了集中的电脑系统，他们可以直接通过短信收到工作信息。国际电信联盟估计，在最贫穷的国家，每增加使用一台手机，就可以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000 美元，这主要归功于手机所带来的商业效率的提升。

预付费的 SIM 卡就已经达到了 30 亿美元的营业额，并且都是由本地的草根老板来经营的。 SIM 卡（SIM 卡，是（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客户识别模块）的缩写，也称为智能卡、用户身份识别卡，GSM 数字移动电话机必须装上此卡方能使用。它在一电脑芯片上存储了数字移动电话客户的信息，加密的密钥以及用户的电话簿等内容，可供 GSM 网络进行客户身份鉴別，并对客户通话时的语音信息进行加密。）可以在菜市场或者类似的地方买到，通常会跟充值卡放在一起销售。有些人则只是带着一张 SIM 卡在身上，当他们需要打电话的时候，就借别人的电话来打。肯尼亚的一家名为“猎游网络”（ Safaricom ) 的电信公司则提供一种名为 M-Pesa 的服务，这一服务可以使手机实现自动提款机的功能。你要是想给別人寄钱，就给对方发送相应的代码，对方获得代码就可以到当地的 M-Pesa 代理处取钱。手机话费可以作为现金的替代品用于交易。而信用卡付款也是用手机来完成的。国外的亲属汇款回国也是通过手机。（总额现已达到每年 3500 亿美元，并且预计很快将会增长到 1 万亿。在有些发展中国家，这些汇款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国际援助以及国际投资的总和。）手机而无需实体银行的银行业务，我甚至希望在加州也能有这样的服务。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开通一个账户。你可以将自己 Wizzit 账号上的钱转到任何一个银行账户上，用这些钱交水电费或者在全球任意一个自动提款机获得现金。它的服务中心也是多语种的。甚至小孩也能有他们自己的账户。与 M - Pesa 以及 Wizzit 相类似的，还有菲律宾的 GCash 服务。他作祈祷，主人收到提醒后的 20 分钟，手机会自动关机。刚果共和国的一个名为非政府组织（ NGO ) 的公司则“为当地的老师、长者以及商界领袖提供智能手机，他们一旦遇到孩子被征为童子军的情况就可以作出举报。”有些手机还包含了语言教学的游戏。诺基亚则在生产一种有 7 个电话簿的手机，以方便多人使用。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佛大学一位名叫伊凡•佐克曼（Ethan Zuckerman ) 的博客作者如此写道。一位创业者所需的无非就是一座手机信号塔，而建塔的费用可以通过卖手机给当地消费者而获得。获得了利润之后，还可以建新的手机信号塔。而网络链接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实现，每次买一个卫星碟形天线就可以了。过不了多久，当地人就能通过为美国公司做数据录入或翻译的工作而获得收入。手机信号塔以及手机充电器的普及需要电力，而目前电力基本上是通过低效而昂贵的柴油发电机来发电。佐克曼预计，未来会有一些微型发电装置逐步得到普及。

PART 3 手机带动经济发展

尼古拉斯•苏里文（Nicholas Sullivan ) 写了一本关于手机革命起源的书《现在你能听到我了》（You Can Hear Me Now，2007)，他为此专门采访了麻省理工学院雷格顿（ Legatum ) 发展与创业精神中心的发起人伊卡博•卡迪尔（Iqbal Quadir )。卡迪尔出生在孟加拉的一个小村镇，当年他还在纽约一个金融公司工作的时候，遇到了计算机系统崩溃的意外。他说：“我意识到，能够跟世界连接起来，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不管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办公室还是对于一个欠发达的农村，都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94 年的时候,卡迪尔开始为孟加拉修建手机网络。他与格莱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 )合作 — 后者是一个微型信贷组织，正是这一组织帮助穆罕默德•尤奴斯(Muhammad Yunus ) 获得了 2006 年的诺贝尔奖 — 他在孟加拉全国各地招募了许多的农村妇女，给她们手机，并且让她们进驻到大大小小的村落里，假如其他村民需要打电话的话，就可以找这些妇女，这就是格莱珉手机的模式。截至 2008 年，格莱珉手机的利润额为 10 亿美元，而伊卡博的哥哥卡莫尔•卡迪
尔（Kamal Quadir ) 则专门为孟加拉创建了一个基于手机的在线市集，名为 “手机市集 ” （Cell Bazaar )。这一手机市集使得一对一的货品以及服务交易成为可能，并且最低的交易成本仅仅为两美分。穆罕默德•尤奴斯说：“格莱珉银行只是对穷人有影响，而格莱珉手机则对整个经济产生了影响。”苏里文的书里还记录了发生在非洲、印度以及菲律宾的类似的变革。
穷人的无限创造力在简•切普蔡斯（ JanChipchase ) 的幻灯片里展现得非常清晰。切普蔡斯是诺基亚在某一个区域的人类学家，他研究的是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里的人们所利用的信手拈来的科技。他从印度的贫民窟里拍下了很多照片，可以看到整条街都是手机维修店，当地聪明的维修师可以反向破解世界上儿乎任意一台手机，并且制造出图案丰富的修理手册。他其中一张幻灯片展示的是乌干达一处贫民窟里的一个破烂的门口。淡蓝色的门上可以看到手写的“077399721”。这不是一个街道地址，它是一个手机号码。贫民窟是最先围绕着手机来塑造他们生活形态的都市元素。

金字塔的底层已经不在是一个被忽略的市场了，那里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创意引擎。乔 • 葛劳（ JoelGarreau ) 在他发表于《华盛顿邮报》（Washiton Post）的一篇文章上写道：“我们从零开始，仅仅用了约 26 年的时间，我们这个拥有 66 亿人口的地球上已经有 33 亿手机用户了，这意味着我们走过了一个分水岭。这是人类历史上扩散速度最快的一种技术……发展中国家的手机使用者数量超过了发达国家，这也是通信技术历史上的第一次。”到国外旅行的美国人甚至会发现，手机网络覆盖率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比美国做得更好。
科技史学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 ) 由此总结出一个有趣的结论：
10 年前，那些对科技发展感到忧虑的人会对“数字鸿沟”感到担忧。这个概念是指，有电脑以及能联网的人跟没有这些技术的人之间所产生的不公平的鸿沟。那时候人们经常问的是，“对于这个数字鸿沟问题，你该如何解决？”
那时候我的回答都是一致的：“不需要做什么事情。这不过是早获得以及晚获得的区别。早获得的人（就是我们）就会为早期还不甚中用的技术付费，这样就使得晚获得的人可以更廉价地购买到这些科技产品，以及更好的科技产品。后来才购买这些东西的人甚至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我接着说到了我现在依然相信的东西：“晚获得的人会非常快非常广地接纳和使用这种技术，很快这个地球上的所有 60 亿人都将会连接到网络上。而假如说我们有什么需要担忧的话，那就是：当我们所有人都连接起来之后，会发生什么？”

PART 4 人口过度膨胀的担忧

人口过度膨胀也曾引起过类似的担忧。事实是，城市居民通常会生更少的孩子 — 贫民窟里的居民也不例外。正是因为城市化的这一副产品，环保人士对于人口过度膨胀的担忧在慢慢地消失。但是这一消息还未广为人知。这一影响是如此之深远，很值得在这里回顾一下我们对人口过度膨胀之担忧的历史。
世界上最古老的故事，就是《吉尔伽美什》它是 4000 年前人们用楔形文字写成的。这个故事记录了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 — 苏美尔首都乌鲁克的故事。并非很凑巧的是，乌鲁克也是第一个文字创作方面的中心。在史诗里，有一场大洪水卷走了所有人以及所有的动物，只有那些逃到方舟里的人和动物才得以存活下来。而巴比伦的洪灾与《圣经》里描述的洪灾有明显不一样的起源，后者创作的时间比前者晚 1000 年。戴维•丹罗斯（ DavidDamrosch ) 在他写的《被掩埋的书》中写道：
最根源的问题不是像《圣经》里所描述的那样是因为人类好奇，而是因为人类不加控制地进行繁衍，并且人们开始制造出各种声音。天神也因此睡不好，于是他们就听从他们的领袖恩利尔的话，给人类送来了洪灾。
恩利尔的这个行动是暴力的，但是它符合生态学上的逻辑：人类发出的噪音是因为人类过度繁衍所致，这个在旧时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很严重的现象，并且这给当地的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这些读起来就跟勒布兰克所写的因为人类贪欲与环境可承载能力之间发生冲突，进而发生的战争这种事非常类似。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在他 1998 年出版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书里也讲到了同样的故事。我的老师保罗•埃里克于 1968 年写成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 ) 一书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在那本书里，他把人口过度膨胀放在了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时首要解决的问题。那本书开头是这么写的：“我们尝试养活地球上所有人的努力已经到尽头了。到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饥荒而死亡，哪怕我们今天就开始采取任何紧急行动方案，也会无济于事。”作者在书的结尾处推荐我们要实行“强制生育控制”的政策，包括由政府通过居民饮水以及食物采购的渠道发放节育的药物。

PART 5 环保人士是怎么响应人口爆炸

关于当时环保人士是怎么响应人口爆炸的问题，我可以说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案例。1969 年，看了埃里克的书之后，我得到了启发，决定要组织一次露天的现实剧场，那是一个大型的演出节目，当时我们就称之为“地球生命之舟”。当时，我们效仿民权运动人士发起的静坐行动，我们就搞了个“饥饿静坐”行动。那些吃得好好的美国人会自愿选择让自己挨饿一个星期，以此来让更多人关注数以百万计的在其他地方不得不每天都忍受饥饿折磨的人，而他们之所以要挨饿，是因为人口过度膨胀所致。而我们那个“地球生命之舟”实际上就是一个停车场，周围有充气的管子将其围起来，有一扇门是开向外面的，上面写着一行字：“你准备好去死了吗？ ”其设计的理念是，所有那些依然在生命之舟里不进食的人都还活着，但他们随时都可以停止忍受这样的折磨，从门口走出来，并且立刻“死亡”。
有 60 多个志愿者参与了这个演出，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一个叫“野猪农场”的流动表演组织。媒体也来了，他们期望可以捕捉到一些有趣或者是有教育意义的镜头；当时根本没有人知道最终结果会是怎么样。参与其中的志愿者发现，困在那样一个只有水没有食物的地方，一开始会觉得很闷，而后会觉得非常无力。你的身体会蜷缩起来，以保存自己体内正在不断减少的任何一丁点的能量。为了让参与其中的志愿者保持斗志，每到晚餐时间，野猪农场的领队瓦维•格拉维（Wavy Gravy ) 就会通过喇叭，像一位酒店的服务员那样进行广播，广播的内容则是我们根本无法享用的美味的晚餐。
有少数几个人顺利地熬过去了。那是一些身体强壮的瑜伽师，不过他们也因为 “只是喝西北风”，连眼睛也变成了红色。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忍受着。有很多人“死了”。在那样一个几乎是没有尽头一星期的最后，那些幸存者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叫嚷起来。有人唱起歌来，一开始只是“啊啊”的声音，慢慢就变成了哀号，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对我们自身经历的痛苦，以及整个地球正在经历的痛苦的哭诉。

PART 6 关于人口爆炸激烈的争辩

埃里克自己在之后也参与进去了。1972 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第一场关于环境议题的全球论坛。那时候，已经成为畅销书的《地球目录告别版》为其母体机构，也就是庞特基金会（Point
Foundation ) 带来了一笔 100 万美元的收入。于是庞特基金会决定派遣一支专门宣传对立观点的队伍去斯德哥尔摩，并因此花费了其第一笔也是最大一笔的开销。这个队伍里的成员包括诗人（有盖瑞•施耐德，麦克•马克鲁）、印第安人[特别是霍皮族的长老，他们当时正在抗议大公司在黑梅萨（位于俄克拉何马州）地区的采矿行为]、旧金山地区的环保人士，包括第一批抗议捕鲸的斗士琼•麦金太尔以及公开反对人口过度增长的斯蒂芬妮•米尔斯，永远都准备着的野猪农场以及他们的巴士。其中一辆巴士当时就在斯德哥尔縻街头巡游，它的外表就被装扮成一头鲸鱼。他们一路上就播放鲸鱼哀鸣的声音，当录音带不幸出现故障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张口吟唱出鲸鱼的声音。
当时在斯德哥尔摩，就有一个关于人口过度增长的争论爆发出来了。争论的双方分別是埃里克和他的论敌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 )，康芒纳当时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叫《封闭的循环》，那本书就直接抨击了埃里克关于人口爆炸的论调。他们两个当时都参加了斯德哥尔摩的大会，并且康芒纳还通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代表之口，向埃里克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而埃里克则逐一作出强烈的回应。康芒纳的观点是，没有必要推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因为 “人口结构的转变”会改变一切 — 只需要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他们就会少生些孩子。而埃里克则坚持认为，情况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不能采用那样的政策，并且，那样的思路也不可能实现：因为你需要有强硬的政府的控制，才能降低生育率。但假如不控制人口增长，后果就是大规模的饥荒以及对环境带来的巨大伤害。
在当时，我是站在埃里克那一边的，并且不认同康芒纳的观点。但是埃里克所预言的饥荒并未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农业领域的绿色革命，并且我们也不需要一个强硬的政府来推行人口控制的政策。相反地，康芒纳关于人口结构转变的观点反而基本上都被证实了，虽然实际发生的过程是他或者任何其他人所未曾预料到的。

PART 7 城市化破解人口爆炸

几十年来，环保人士一直担心人口过度膨胀会带来许多后果，并且来自联合国的早期调研也证实了那样的担心。有一位名叫华莱士 •考夫曼（Wallace Kaufman ) 的人口乐观主义者在 1994 年的时候写道：“所幸的是，地球人口将会在下一个世纪中叶前后达到 120 亿到 150 亿的峰值。”而在 1972 年出版的描绘广儿近是末世色彩的《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 这本书里，作者指出，人口的过度增长将会超出地球可承载能力的上限，之后就会出现人口衰减。这样一种预估至今依然被很多环保人士所认同。
但是这一理论的增长原理早在 1963 年的时候就被证明是错误的，那时候人口增长的速度达到每年 2 % 并且开始下滑。1963 年的这个转折点告诉我们：
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类似 J 形的增长曲线实际上是更为常见的 S 形增长曲线。人口增长的速度正在变慢。没有人想到人口增长速度会变为负数，并且地球人口在本世纪会开始逐渐缩减，既不会达到峰值也不会出现人口急降。但这正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当然，假如气候变化真的带来了灾难性的悲剧，那《增长的极限》一书所描述的那个曲线将会重新出现，但不会是因为人口过多而导致地球承载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地球承载能力下降而导致人口数量下降。）
1990 年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人口和生育率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但直到 2004 年我读到菲利普•朗曼（Phillip Longman ) 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全球婴儿衰退潮”（The Global Baby Bust)的文章，文章写道：“全球有 59 个国家，也就是几近全球 44%的人口，现在都没有足够的婴儿来防止人口衰减。这一现象正在开始在更多国家蔓延。根据联合国的最新预估，到 2045 年，全球人口总体生育率将会低于人口更替率。”在前面提到的这篇文章以及 2004 年出版的《空摇篮》这本书里，朗曼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当越来越多的人迁往城市之后，在城市里生更多孩子并不能带来更大的好处，同时妇女也获得了经济上的机会以及节育方面的帮助，就会使得抚养孩子的成本增高，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

发展经济学家保罗•普拉克（Paul Polak ) 指出，对于农村地区的穷人来说，生育多个孩子是非常合乎理性的：
在盂加拉的一个有一亩田地的家庭，就需要 3 个男孩：一个帮家里干农活，一个读好书以谋得一份有机会收取贿赂的政府工作，以此养活家人，另外一个男孩则需要到本地找到一份工作，以他的工资来支持他弟弟读书，让他弟弟最终可以谋得政府工作。但最终要有 3 个男孩子就意味着要生 8 个孩子，因为其中两个很有可能在 5 岁之前就要死去，就仅仅剩下 3 个男孩以及 3 个女孩。
关于城市人口出生率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联合国于 2 〇〇 7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此有所描述，该报告题为“城市发展的新空间”（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Urban Growth），是由乔治•马田（ GeorgeMartine ) 撰写的。该报告指出：“人们生活在城市里，会有新的社会渴望，女性有更强大的力量，性别关系也发生变化，社会关系在发生改善，并且配置了更优质的生育保健服务，这些都会降低生育率。”在村子里，每多生一个小孩都是新增的资产，但是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每新增一个小孩都是一个负担。因此，搬到城镇里的妇女会关注教育以及为自己寻找机会，同时她们也会少生优生。
这就是城市化破解人口爆炸之道。

PART 8 人口负增长

这里有一个奇妙的数字：2.1。假如地球上每一位妇女都生育 2.1 个孩子，那么人口增长的速度就会变成 0 ; 人口既不增也不减。（之所以是 2.1 而不是 2,是因为有些孩子在没有到达生育年龄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当生育率大于 2.1 的时候，人口就会呈指数性地增长，而当这个数值小于 2.1 的时候，人口就会呈指数性地下降。复利息的机制在这里显现得很明显：孩子越少，她们生育的孩子就更少，她们的孩子的孩子也会生育更少的孩子。
有人说，人口结构是一种命运。人人都经历出生、迁徙以及死亡的过程。而这三者的统计学分布则定义了我们这个世界。未来的 50 年，也许会是人类历史上人口结构转变最大的 50 年。有许许多多人的生活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见证了地球人口翻一番的奇迹（1962 年地球人口是 33 亿，到 2007 年，地球人口达到了 66 亿），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这将会是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人口翻番的奇迹。现在各地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并且比预期的下降速度要快得多，而且下降的幅度要远远大于预期。人们当时认为，生育率下降到 2.1 的时候就不会再下降了，但是在大多数地区，下降的趋势依然强劲，并且可能不会见到谷底。另一方面，已经出生的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将会在本世纪中叶的时候让地球人口总数达到峰值，而后就迅速地下降。
这样的峰值会有多高？ 2008 年联合国发表的中期预估认为峰值可以达到 90 亿，但是这一数字是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增加。但是这好像不大可能。我认为更有可能的峰值是 80 亿，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急降，甚至会成为一场危机。
对于任何一位选择不生育的妇女，就需要有另外一位妇女生育 4.2 个孩子，才能让人口保持不变，但这不会发生。遗传学家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Haseltine ) 非常严肃地说：“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并且好像任何文化都是这样：一旦妇女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她们就不再去生育孩子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经济独立就会使得这样的事情发生，而这正是人们迁往城市后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城市化现在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最为迅速，那里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将会是最大的，也就意味着那些国家的老龄化速度也是最快的，虽然其后果可能短期内不容易被觉察到。墨西哥的生育率已经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6.5 下降到 2008 年的 2,并且仍在下降。菲利普•朗曼认为，到本世纪中叶，“青年在墨西哥人口中的比例将会低于美国”。另外，在中东和印度，因为生育率下降得非常迅速，那里的老龄化速度是美国的 3 倍。在城市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其当前的生育率为 1.73，正在走向人口结构崩溃。因为到了 2020 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会严重缩小，并且其国民的人均年龄将会大干美国国民的人均年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很容易就会随着世代的更替，每一代人死去，都会让这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减少 20%〜30%。甚至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家庭在抱怨 4 : 2 : 1 现象，每一位年轻人都需要同时照顾他们正在变老的父母以及他们父母的父母。朗曼认为，这样一种趋势将导致发展中国家会未变富先变老，而这本身又会成为一个贫困的陷阱。

PART 9 人口负增长的影响
**那些先变富后变老的国家现在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那些早已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国家里，平均生育率为 1.56,有些地方甚至下降到 1.2。这是能够使人口灭绝的一个数字，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到 2050 年，俄罗斯、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德国，其国民人数将会少于现在的水平，但是到了那个时候，这些国家的国民大多数将会成为老人：不再具备生育能力，也不再是处干可以高效生产财富的年龄，并且可能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孩子来照料他们，而整个国家经济会因为缺乏年轻人而走向崩溃。
朗曼指出，在意大利，由于其生育率已经低至 1.2,到了本世纪中叶，“该国六成新出生的孩子都不会有兄弟姐妹或者叔伯亲戚，只有父母、祖父母，也许还包括皆祖父母”。意大利人现在不养孩子了，他们养宠物，在所有发达国家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日本是怎么在经历了惊人的增长之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进入持久的衰退期呢？朗曼对旧金山的观众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经济一直都在蓬勃发展，因为那时候生育率还足以让劳动者的人数保持增长……而日本的经济衰退就发生在其适龄劳动者人数开始衰减的时候。
因为日本并不欢迎移民，因此它面临着最大的老龄化问题。我们在 GBN 预计，日本传统的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办法现在依然有效，那就是利用高度精密的机器和机器人来照料日本的老人，这样的机器人也将慢慢地传播到其他的发达国家。

而人口前景最让人担忧的则是俄罗斯。那里的出生率仅仅为 1.14,俄罗斯的女性平均每人会堕胎 7 次。 GBN 的一位人口结构专家在他于 2008 年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历史从没有出现过一个国家的人口同时在老化并且在衰减的，而这一现象正发生在今天的俄罗斯，并且预示着这个国家的衰亡：生态学上的例证表明，这样的一种人口增长趋势将会导致一个死亡的螺旋，并且那是不可逆转的。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这一“人口衰老与衰减”同步发生的时期，那时候促发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经济的崩溃，人们通过静脉注射毒品导致艾滋病病毒传染增加，大型的环境污染，以及非常糟糕的个人保健习惯。在俄罗斯，从 15 岁到 6 4 岁的每一个年龄层里的成年男性死亡率在苏联解体之后上升了 40%。

PART 9 人口政策

环保人士有各种理由感到高兴，因为人口爆炸被消除了，并且人类对自然环境（包括大气层）的破坏将会随之急速下降。巴西现在的生育率为每个妇女生育 1.3 个孩子，这将会是对热带雨林最好的保护。而那样的生育率将会使得该国人口在 45 年后减半，并且在之后的 45 年里继续减半。也就是说，每个人平均可以获得的资源将会增加，这对于个人或者是对资源都是好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也将意味着持久性的经济危机，人们不会有金钱或者是注意力去担当起负责任的管家。并且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会上升，而战争对环境会带来致命破坏。
我认为，一个理性的关于人口方面的政策，应当关注于如何应对人口缩小所带来的影响。环保人士在早期就提出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并且采取行动进行教育、推行生育控制的方法，以及鼓励经济发展从而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了人口出生率，他们的这些努力是值得称赞的。而且，我们还应该对埃里克表示致敬，是他讲出了史上最伟大的弄巧成拙的预言之一。现在该是进行跟进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一个细微的转变。21 世纪最有效的环境人口项目是有稍许倾向于鼓励生育的。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在其他国家也行得通。在欧洲，过去 40 年里，人口生育率一直在呈现下降趋势，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局面呢？教皇本笃（ Benedict ) 在 2006 年的时候就曾抱怨过：“孩子本来应该是我们的未来，但现在人们却把孩子当成是当下的一种负担，而政府则尝试推行各种政策去鼓励人们多生。”澳大利亚政府有一个三胎政策—–一个是为了父亲，一个是为了母亲，一个是为了祖国。但是，澳大利亚的生育率依然是停滞在 1.8。新加坡的生育政策则从“最多两个”改为 “假如你有能力，不妨生三个或者更多”，但是该国则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生育率仅仅为 1.04。所有发达国家现在都面临着婴儿匮乏的困境，并且将因此而走向经济上的下坡路，只有两个国家例外。
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和法国是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仅仅低于人口更替的水平。美国主要是因为有赖于外来移民以及信教人士。第一代移民都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并且，他们的家族通常规模很大。（不过这一局面很快会发生改变，因为移民输出国很多都开始走向老龄化，不再输出年轻人。）另外，美国有很多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宁愿相信上帝说的多子多福的话，也不愿正视养育多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和机会成本。
法国的做法是推行社会主义式的政策。每一位产妇都会获得接近全薪的带薪产假，对于第三胎可以获得 40 个星期的休假时间，并且，产妇的雇主要保留产妇的工作。甚至，做父亲的也有作为父亲而享有的带薪休假。抚育孩子是免费的，托儿所是免费的，那些生得多的家庭还可以获得政府的税收优惠以及免费的公共交通补贴。生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家长每个月可以从政府获得 1500 美元的补贴，可以连续领取一年。法国的出生率从 2005 年的 1.92 上升到了 2007 年的 1.98。

PART 9 南北半球的冲突
**接下来的 30 年，全球将会在人口结构方面发生巨大的分裂：在北半球，你看到的都是老城市以及老人；而在南半球，则会看到新城市和年轻人。在北半球将会出现缓慢的经济增长，然后是经济停滞乃至衰退。而在南半球则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的新机遇。2009 年以前，所有人都对中国年均 10%的经济增长表示惊叹，但是印度同期有 8 % 的经济增长，而不再是单纯出售香蕉的非洲则有 7 % 的年均经济增长，增长的龙头是南非。2007 年，美国经济增长了 2.2%，法国经济增长了 1.8%，日本经济增长了 1.9%。我们可以静观哪个国家在经历了 2009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会最先而且最快地恢复过来。
南半球正在进入人口红利期。新出生的数百万年轻人就生活在城市，他们的父母选择在城市里生下他们，就是为了要在养更少孩子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机会，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作的年龄，没有太多小孩或者老人要照顾。本•瓦腾伯格（Ben Wattenberg ) 在他写的一本书《更少》中写道，那些生育率偏低或者生育率在下降的贫穷国家，他们正在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变得富裕起来。2006 年出版的一份联合国的报告说：“全球接近一半的人口都低于 24 岁……有 85%的 15 到 24 周岁的已到达工作年龄的年轻人，都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虽然北半球前进步伐在变缓，南半球却正在加速进步。创新源于年轻人，正如科技分析家克莱•舍基（ ClayShirky ) 所指出：“年轻人（在创新方面)更有优势，是因为他们不需花时间来遗忘掉那些已经失去意义的东西。”不过，年轻人同时也是暴力和犯罪的主要施行者和受害者，并且，军队、民兵部队以及游击队的成员大多也是年轻人。
人口结构变化与气候变化之间将发生怎样的冲突呢？如果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话，就可以把它看做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做法。随着地球可承载能力下降，人口数量下降速度会变得更快，甚至我们可以预估到一点：我们不是相互残杀，我们只是生得更少一些，我们选择更低的出生率而不是更高的死亡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半球的人怎么看待南半球，以及南半球的人怎么看待他们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包括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的出现，以及干旱。很多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会有一种无视气候变暖趋势的心理，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件与他们不相干，但实际
上他们应当把这些事件看做他们未来即将面临的类似事件的先兆。同样，生活在南半球的一些人会选择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他们把矛头都指向浪费、贪婪、殖民以及过度排放二氧化碳的北半球同胞。
更值得期待的一种结果是，走向城市化的南半球的年轻人发明出他们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并且最好是和北半球的人合作。有很多种应对气候变暖的办法都可能是从南半球产生，而且最后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推广。

PART 10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贫民窟

贫民窟居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已经给其他地方的人带来了关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启发。未来应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案例。我就举一个离我自己最近的例子吧。过去两年，我都在研究和欣赏世界各地的贫民窟，却没有想到，原来我自己就生活在一个与此类似的地方。
“二战”时，美国使用的自由轮就是在加利福尼亚的索萨利托生产的，1944 年产量高峰的时候可以每天生产一艘。战争结束后，从前的船坞就差不多成为了一个法律以外的地区，而流氓也搬进来了，准确地说是漂进来了。慢慢地，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这个废弃的地方就出现了浮动的房子、被遗弃的船只、可以用做居所的雕塑，这些都被艺术家、在海上作业的民工以及其他有胆量但没有金钱的人所占据。
有时候会有一个仁慈的房东过来收收房租，并且保护这个社区，使之免遭政府人士的骚扰。人们从岸上通过接驳起来的电线偷电，而用水则通过花园的水龙头获得。人们把垃圾扔在湾里，每次退潮的时候，堆积起来的垃圾都会发出臭味。
那里还有毒品交易，有时甚至还会发生谋杀事件。还有一些妓女，一家时装店，一个时装展区（都是些回收利用的衣服），好几支摇滚乐队以及一个剧团 — 天线剧团，并且它还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从 1973 年开始到现在，我就一直住在那里，经历了所有这一切。
过去，海岸警卫队以及乡村警察会试着去拖走那些船屋。索萨利托市政厅也曾发出行政指令，将会在清晨拆迁这块居住地。由民间环保人士、湾区保护与发展委员会联合创立的一个归属于州政府的机构宣称人们居住的船屋是非法的 “港湾填充物”，并且在过去 35 年里坚持不懈地要赶走它们。而住在那里的人们则聘请了律师来帮他们打官司，他们不但活下来了，而且还在成长，并且逐渐变得更加绅士化。
索萨利托的 400 多艘住人的拖船现在大多数都已经合法化了，他们要交租金，并且还跟城市里的基础设施连接上，因此，现在那里的泥土闻上去也有了泥土的味道。有些游客会在甲板上踱步，欣赏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很有可能你从安妮•拉梦特（Annie Lamott )、阿兰 •华兹（Alan Watts )、保罗•霍肯（Paul Hawken 〉或者绿色建筑师西姆.范•德•莱恩（Sim Van Der Ryn )等人的文章，或者是从谢尔•希尔弗斯坦（ ShdSilverstein )、费尔•法兰克(Phil Frank ) 等人的漫画，或者是奥提斯•瑞丁（Otis Redding ) 在甲板上的表演，或者是 “天线剧团”的演出那里，甚或是在伊莎贝拉•柯克兰德（Isabella Kirkland ) 的生物绘画那里，以及在任何一个被新都市主义所影响的城镇那里 — 接触到类似索萨利托这片近水地区的那种创意生活。这里最后提到的是我自己经历的案例。

PART 10 棚户区

1983 年，当建筑师彼得•卡霍普（Peter Calthorpe ) 尝试动员本地社区失败之后，他决定放弃旧金山，搬到了我居住的南四十码头上，住进了一艘船屋。他发现那里是加州最为密集的居住区，并且没有人会锁门，甚至大多数的门都没有锁。不用身处其中，都会感到那里都是一个热情且令人骄傲的社区。当卡霍普尝试寻找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社区如此活跃时，他发现正是码头本身以及人口的高度密集，使得这里变得如此丰富。住在这里的 49 户人家毎天都会走路经过其他人的门口，到岸边的停车场，又从那里回来。每个人都认识其他人的面孔、声音，甚至是別人养的猫。卡霍普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因为这里是可以步行的，所以造就了这样一个社区。
基于这样一个观察，卡霍普创立了新都市主义，其他几位创始人分別是安德雷斯•杜安尼（Andres Duany )、伊丽莎白•普拉特-齐伯克（Elizabeth Plater - Zyberk ) 和其他几个人。1985 年，他在一篇发表于《地球目录》的文章《重新定义城市》（奶里提出了 “步行的可行性”这一概念。从那时起，新都市主义就成为了城市规划里的一个占主导角色的力量，他们力推高密度、混合使用、步行、公共交通、不拘一格的设计以及区域化的设计理念。其主要的灵感来源之一就是棚户区。
棚户区还派生出其他很多的创意。例如，商业区的街道设计可以更像棚户区的街道，同时有零售和服务的存在 — 可以在卖衣服和水果的摊子中间有一两个移动理发摊或饮料摊。巴西库里提巴市市长杰米•雷纳 UaimeLemer )说：“晚上 6 点钟以后，要允许小贩占据城市里的闹市区。因为那样可以给城市带来活力。”环视全球，有数以千计的棚户区，居住在那里的人口总计有 10 亿，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并且都在尝试一些不受法律或传统约束的东西。
棚户区是绿色的。因为那里有最大的密集度。例如，在孟买每平方英里就居住着 100 万人。同时，棚户区所消耗的能源以及物料又是最少的。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会使用步行、骑自行车、坐人力车或者本地的私营小巴（这些在各地有不同的名字，在肯尼亚叫马踏途，在坦桑尼亚叫达拉达拉，在加纳叫途罗途罗，在菲律宾叫吉普尼，在泰国叫途途，在海地叫踏踏，在罗马尼亚叫马斯的士）等方式出行。（棚棚户区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最有效的。例如，在巴西的贫民窟里，居民直接从电网偷电，由于这样用电不需交电费，诺基亚的研究员简•切普蔡斯发现，居民会一整天都开着灯不关。）
在大多数棚户区里，废品回收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之一。孟买的达拉维贫民区有 4000 个废品回收站以及 30000 名拾荒者，这些拾荒者每天都会从平均 6000 吨的垃圾里寻找他们需要的宝贝。《经济学人》有文章报道说：“拾荒者横扫河内街头，寻觅有用之材，就像马普托街头的小鸡从垃圾堆里觅食一样。在亚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每一座城市，都有人以回收旧的包装盒为生，并形成产业。”还有人对作作过调査，写了一本书《地球清道夫》，作者是马丁 •美迪娜（Martin Medina 〉。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被称为地球上最混乱的城市，但那里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都会举办一次环境日，从上午 7 点到 10 点，所有人都不允许开车，大家就利用这段时间来清理整个城市 — 包括棚户区。

PART 11 高密度城市
**卡霍普在他发表于 1985 年的文章里提出了“步行的可行性”的观点，这一观点至今依然令不少人觉得惊呀：“城市是对环境破坏最少的人居形态。比起居住在密度更低的地区的居民，城布居民人均消耗的土地、能源、水都更少，他们所排放的污染也更少。” 2004 年的《纽约客》杂志曾发表了戴维•欧文（ DavidOwen )撰写的一篇文章《绿色曼哈顿》（ Green Manhattan)，这个标题本身就颇具火药味。作者写道：
哪怕按照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纽约都是全美最绿的一个城市，也是全球范围内最绿的城市之一……而纽约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它的高度密集性。曼哈顿的密集程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800 倍以上。当你把 150 万人放到一个只有 23 平方英里大小的岛上，实际上你就降低了他们浪费的可能。并且只会使得大多数人居住在全球能效最高的住宅建筑里，也就是公寓楼里。但城市的生态足迹呢？在 1996 年出版的《我们的生态足迹》作者是马蒂斯•瓦克纳格尔（ MathisWackernagel ) 和威廉 • 里兹（William Rees ) —书中，提出了要按照槪念面积来计算环境影响的想法，此举意在衡量诸如城市那样的大型系统的资源利用有效性，同时也是对城市扩张的一种谴责。这一槪念成功地使许多城市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环境的措施，但我们尚未见到对于农村的类似对比研究，那里的人均环境影响要比城市大得多。此外我们也还没有看到对城市棚户区所作的类似调查，我相信那里的生态足迹一定最小。
高密度的城市使得半数的地球人口可以生活在 2.8%的陆地面积上。不久后，这一数字将变为 80%的人群居住在 3 % 的陆地上。我们不妨考虑基础设施的有效性吧。2004 年发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称：“城市里由于人口以及商业的集中，使得人们可以大大降低单位用水、排污、道路、电力、垃圾回收、交通、医疗以及建学校的费用。”在发达国家，城市是绿色的，因为城市可以降低能源使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之所以是绿色的，是因为它可以吸收农村人口，从而降低对农村自然系统的环境压力。
由马克 • 伦敦（Mark London ) 和布来恩 • 凯利（Brian Kelly ) 所写的《最后的森林》 2007)就提到了亚马逊森林的现状，并且指出，巴西北部的一个靠政府补助的城市马瑙斯就“回答了我们该如何阻止森林砍伐行为的问题”。答案是给人们好的工作。人们有了工作，他们就可以买得起房子，有了房子，他们的家庭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他们就会吏关注于未来。现在有 10 万人居住在马瑙斯，他们在城里过得很好，他们在从事诸如手机和电视等行业的工作，而不是到森林里去砍树。

PART 11 城市化的机遇

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环保人士尚未捕捉到这一点。我认为有两个行动可以开始了，其一，是保护那些新近荒芜起来的村落；其二，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绿色的份额。因为城市任何时候都在变化，要改善城市的绿色状况其实并不困难。
城市会相互学习，这点比任何政党做得都好。那些好的做法会迅速得以传播。市长们也经常出差，他们会去考察全球最为绿色的城市 — 如冰岛的雷克雅未克、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巴西的库里提巴、瑞典的马尔默、加拿大的温哥华、丹麦的哥本哈根、英国的伦敦、美国的旧金山、厄瓜多尔的卡拉克斯湾、澳大利亚的悉尼、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泰国的曼谷、乌干达的坎帕拉，以及美国得州的奥斯汀。城市生态游也是一个增长中的行业。
要管理好城市生态，我们首先要理解它。我认为，《科学》杂志 2008 年的一篇文章对这一新生学科的描述非常诱人：
我们关于城市生态在不断进化中的理念框架认为，城市是一个多元的、动态的景观，也是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当中的生态服务使得社会与生态系统在多个层面得以衔接起来……
化学环境的改变、不加处理的污染物、简化的地理结构以及被人为变更的城市水体流动状况，其合力形成了一种城市流动“综合征”，表现为低生态多样性、营养高度密集、营养维系能力降低，以及主要生产能力提升……要应对这样的一种综合征，我们也许要放弃恢复原先水体流动的想法，转而去设计一个符合我们愿望的生态系统……要设计一些平衡生态，当地的生态也许会经过大幅度的改造，以使其适合人类使用，这些地方在地理上要合理地分布，要有人管理，使得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增加生物多样性，同时也能提供经济上的好处，以及生态系统服务。这样一种平衡生态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生态学家未来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城市的设计和管理当中，他们也会参与旧城改造工作。
我们从“社会生态系统”以及 “平衡生态”这样的杂交槪念里可以看到进步的痕迹。新兴的都市生态学将把大批生态学博士后带到都市规划的书桌前 — 不管他们之前研究的是蟑螂防治还是都市疾病的方位分布 — 他们将帮助城市管理者去细致地聆听和包容自然环境，就像他们聆听和包容人造环境一样。
每一个搞环保的组织都应该有一个都市战略，其中一些还应当专注于城市。贫民窟有一个好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那就是都市农耕。《科学》杂志上的另外一篇文章写道：
现在，本地食品运动愈演愈烈，一些专家想借助高科技手段将整个农场从农村搬到城市。他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城市的大部分食物都可以在城市的高效温室里培育和生长……经过良好设计的都市温室，其用水仅仅为农村田地用水的 1 0 % , 面积也仅仅为后者的 5 % … 一座 30 层楼高的都市农庄所生产出来的粮食（包括蔬菜、水果、鸡蛋以及肉类）就可以供 5 万人吃。这样一座大楼的高层楼面可以种植水培作物，而低层的楼面则可以用来养鸡、养鱼，这些动物还可以消化多余的植物残渣。
城市的屋顶可以为节能以及“平衡生态”提供无限可能。在都市屋顶上开辟一个花园，使之形成其自身的生态社区，已经有很多人这么做了。假如你想收获食物，就加一个“高效温室”吧；假如你想储藏一些电能备用，就加几块太阳能板吧。
最简单而回报最大的方法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变成白色。白色的屋顶可以为屋主节省 20%的电力开销。因此，加州政府规定，本州所有的新建房屋以及翻修的房屋，屋顶必须做成高反射性的颜色。假如你还种上很多树，那就更加降低了城市的“热岛”效应，并且还能减少烟雾。城市有 1/4 的表面积是屋顶，有 1/3 的表面积是路面，这些都可以用水泥或者在沥青当中混入淡色调使之变白。一个白色的城市会反射太阳光而不是吸收太阳光，这样还可以带来一些气候方面的好处。劳伦斯布克莱国家实验室 2008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假如全球最大的 100 个城市选择将他们城市的深色屋顶换成浅色，以及将沥青马路换成水泥马路或其他采用浅色原料的马路，这样就可以相当于少排放 40 亿吨的二氧化碳。”我们不妨把这个项目叫做“雪花石膏城市项目”，你可以顺便哼几句《美丽的美国》里的歌词以作支持：“哦，美丽的爱国梦/超越年月/雪花石膏城市在闪耀/不因人们的泪水而黯淡。”
一些环保人士已经成为高密度城市的支持者。塞拉俱乐部的杂志报道说，在温哥华，“市长山姆•苏利文（Sam Sullivan ) 的生态密集计划包含了分区政策上的变更，使得 ‘二级套房’、三联房、狭街道上的房拼房都成为可能”。而地产商彼得•卡尔霍普（Peter Calthorpe ) 的 “可步行社区”则成为一个卖楼亮点，凡是可步行的社区都会卖得更好的价钱。要鼓励步行以及多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对闹市区的汽车征收“交通堵寒税”。2002 年，伦敦市继香港和新加坡之后，也开始对开进市中心的汽车征收每天 8 英镑的税费。此举一经施行，进出市屮心的交通压力大为减缓，市民对交通堵塞的抱怨也随之消失。斯德哥尔摩、旧金山、悉尼以及 t 海都将会采取类似的措施，还有更多的城市会效仿。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城市中心区的生活成本增加以后，大多数有孩子的家庭会选择搬到城郊去住，那些好的学校也会跟着孩子搬迁到他们居住的地方。而环保人士则可以通过给相关机构施压，让每一个街区都有好的学校、公园、游乐场、木偶剧场以及旋转木马，从而让整个城市变成像巴黎那样的对孩子友善的城市，由此逆转学校往郊区迁移的趋势。彼得•卡尔霍普告诉我，他已经成为了学校券制度的支持者，因为这样一种制度可以使得市区的学校可以在公开的市场上与其他学校进行竞争，由此吸引那些搬到郊区的孩子回来上学。新型的有补贴的人居模式也应当被开拓出来。
基础设施使得城市成为可能，而这些设施本身每隔几十年就该重建一次。基础设施咨询师伯兹•阿伦•汉密尔顿（Booz Allen Hamilton ) 于 2007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未来 25 年，我们花在更新城市排水供水、供电以及交通设施上的钱估计要高达 40 万亿。” 一个基于环保理念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会是怎样的呢？中国目前正在修建 170 个新的交通系统。而高铁则终干出现在了美国。另外，随着智能电网以及微电网时代的到来，电力输送的模式将被扭转，我们将看到这样的系统未来会有更大的适应性以及更高的效率。
城市会成为气候变化趋势的第一见证者。哥伦比亚大学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的研究结果指出，假如我们以高出海平面 30 英尺为安全线，全球超过 500 万的城市里有 2/3 面对着海平面上升以及“气候剧变”，都会变得“特別危险” 。一直保护着伦敦的泰晤士河水闸在 1896 年到 1996 年期间，因为洪水，其水平面一共上升了 27 次，在 1996 年到 2006 年期间则一共上升了 66 次。有人估计，到 2030 年，伦敦会被海水淹没。
从缓解气候带来的危害的角度，假如我们专门为城市制作一个“气候足迹”的模板，记录下城市的反照率、植被覆盖率、温室气体、煤烟排放，另一方面也记录城市的零碳能源，例如水电、核电、风电以及太阳能电力 — 那会是值得一做的事情。跟其他的生态足迹调査一样，这个城市气候足迹研究也该有个时间维度，以方便我们了解城市是在改善还是在倒退。再接着就是适应，我们可以做出“气候图景”的模板，清晰地列明城市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包括海平面上升、干旱、极端天气以及温度的变化。城市周围是否有高地？建筑物里是否有空间让人在危急情况下走到高层？本地的水源供应以及农业是否能够应对海水入侵或者干旱（假如是内陆）？假如我们不得不逃离城市，该怎么做？

PART 12 城市的思考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发展的城市不总是带来好处。城市集中了犯罪、污染以及不公正，但同时城市也是商业、创新、教育以及娱乐的集中地。假如说对于搬到城市里的人而言，城市总体是有好处的，那就表现在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城市可以改变一个人。不管是在贫民窟还是在写字楼还是在散布的郊区，进步的趋势都是从乡巴佬到都市化到大都会化。字典上罗列了大都会所涵盖的一切：多元文化、多种族、全球性、世俗、多旅行、多阅历、非乡村、有文化、有教养、复杂、有魅力、都市味。
城市的腾飞是 21 世纪头 50 年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这会带来一些影响，包括对能源以及食物供给系统的冲击。很多人正在从烧柴火、烧牛粪走向柴油机并且以此来给电池充电，接着是走向 24 小时不断电的电网。他们也在食物的阶梯上往上爬：从自给型农业到种植诸如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经济作物到富含蛋白质的肉类，并且向国际市场拓展。有环保人士尝试去劝农民不要有这么大的野心，但他们的努力就跟他们劝农民不要往城市里跑一样无力。
农村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除非有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把我们赶回那个时代。关于人口变迁的文献经常提到“明亮的灯光现象”，说正是灯光的诱惑使得人们搬到城市。由于有了军事卫星成像技术，我们可以从太空中看到这些灯光了。我们看到夜晚的地球，在近几十年里，在各个大陆上都洒满了闪亮的灯光，在大都会里则最为闪亮，在不同的大都会之间则可以看到被交通线点亮的灯光纹理。这些灯光所编织成的网络显示着一个信息：这不仅仅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星球，而且是一个文明的星球。

到底是什么力量可以点亮这么多的灯光？
有关本章节的更新、附带资料以及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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