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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星球

在夜幕下，
威廉斯心中产生了一些对安克莫破城（Ankh-Morpork）的想法。
这不是一座城市，
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改变方圆几百英里范围内土地格局的一块重地。
无数从未见过城市的人也会终生为城市工作。
数千英亩的绿地都是属于这座城市的，
森林也是属于它的，
城市吸纳了一切并将其消化……
而后，
从养家禽的笼子里排出粪便，
从烟囱里排出煤烟，
还有钢铁，平底锅，以及各种拿来做食物的器具。
还有衣服，时尚，思想，有意思的恶习，歌曲，知识，
以及一种被称为文明的东西——假如从正确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正是文明所指。
它指的就是城市。

——特里·普莱切特《黑夜巡逻兵》

PART   1   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意义

城市是财富的制造者，从来都是如此。城市也是人口聚居地，也从来都是如此。正如农业使得地球可以承载的人口数量大大增加一样，城市也发挥着类似的功能。勒布朗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由于 “持久的战争”而导致的人口死亡比例在下降，因为 “当城市人发明了工具并且改良了技术使得农耕变得更加高效髙产之后，更多人可以选择放弃农耕生活而居住在城市里，于是城市规模随之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解决了农村里经常发生的资源人口压力”。
人类在过去一万年时间里一直在往城市流动，并且这种流动业已成为一股洪流。1800 年，全世界只有 3 %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900 年，全球城市人口占 14%; 2007 年，地球上有 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也就是说，我们跨越了一个边界线，全球居民从以前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变为今天大部分居住在城市，并且这一转变是飞速到来的。地球现在就是一个城市星球了，并且这一转变会让地球变得更绿。我接下来就会讲到原因。这个世纪的环保行动要得以开展，其前提是我们要真正理解了城市里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在这一变化之下做些什么。
按照目前这种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到了 21 世纪中叶，将会有 80%的人居住在城市里。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周就有 130 万人搬迁到城市里。毎年累计就有 7000 万，并且在不断地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有着向城市迁移的趋势。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居住。

但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在农村，妇女只能依从于她的丈夫和亲戚，做点农活，或者是唱唱歌。假如她搬到城里去，她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或者开一个店，还可以送孩子去上学。”这是全球妇女基金主席卡维塔•拉姆达（KavitaRamdas) 在 2001 年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听到这个演讲后，我之前关于农村的那种甘地式的浪漫主义想象被彻底打碎了。自从那次听完她演讲后，我每次遇到有人从农村回来，就会
问他们在农村看到了什么变化。所有人的回答都提到了一点：不管什么地方，村子里的人都在往城市里跑。
人口学家会谈到“推”和 “拉”这两种导致人们搬迁到城市的动力。所谓“推”，可以这么理解：农村的生活非常的无聊，又辛苦，又贫穷，很多东西都没有，大家都直面彼此，非常危险，并且没有变化。土匪会骚扰你，天灾人祸会埋葬你，疾病会纠缠着你，最要命的是，你附近没有可以获得解救的地方。你也许非常卖力地干活，但一旦天气变化，你往往颗粒无收。好吧，哪天你去到城市里，你就明白“拉”的意思了。城里的生活是让人激动的，工作也不会那么累，并且得到的报酬更髙，你爱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爱换什么工作就换什么工作。你有隐私的空间，不至于陷于无助之境。另外，你还有往上流动的空间。假如你是从农村来的，你会为了获得城市的这些好处，即使居住在贫民窟也留在城市吗？不用问，答案都是肯定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人说：“城市的空气让人变得自由。”也许现在城市的魅力比那时候更大，历史记录下这一点。

推：农村的基本设置不够完善，生活没有城市便利。
拉：而城市的基本设施完备，生活便利，吸引农村的人往城市跑。
具体例子：武汉作为一个发展还不错的城市，聚集了湖北省的大多数人。

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就是一种解放。《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2005 年的一篇文章说道：
甘地意识到，农村化能使得印度人回到殖民时代之前的状态。但曾协助草拟印度宪法的贱民 B ·R·安伯达（B. R.Ambedkar) 则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农村是一个粪坑，农村是愚昧之乡，短视之乡，以及地方小团体”，并且呼吁贱民往城市里逃跑，以求在城市里获得匿名。
同样是这篇文章，还提到了从农村搬迁到城市里的最重要一个理由 — 印度有 60 万个村庄，村里的人要搬走，就得去到像苏拉特（Surat) 这样的有 350 万居民的城市：
拉 杰 什•库 马 尔 拉 格 哈 为 亚 • 圣 托 奇 （RajeshKumarRaghavji Santoki) 今年 28 岁，他在家种地已经一年，但由于水源匮乏不得不放弃。搬到苏拉特一年后，他每个月赚得的工资比他在农村种地的父亲一年赚得的 500 美元还要多。现在，他有了一套房子， 一辆摩托车以及一辆小货车。
想象一下，假如拉杰什的行为被 9 亿的印度农民 — 他们占印度 13 亿人口的七成 — 所复制，或者被全球 28 亿依然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所复制，会发生什么。当城市的各种机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时候，同一时期很多农村的环境则变得越来越艰难。土地因为过度开垦而丧失养分，随着后代的增加，人均分得的土地面积在减少，另外则是经常发生的村民之间的冲突。我有很多生活在发达国家的朋友认为农耕生活更有利于身心，更有机，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贫穷的陷阱，还会导致环境的灾难。当那些农田被遗弃之后，周围的树木以及灌木也没有人去收拾拿来当柴火，于是当地生态反而得以恢复，野生动物也不再被猎杀。

这里贬低来了农村的地位。
不是很认同，一是不能满足人类对食品的需求。
再一个人口迁入城市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汽车尾气，生活垃圾等）会增大环境的压力。

PART   2   国家发展层面上农村人口迁入城市

在发达国家，例如北美和欧洲，来自农村的“推”以及来自城市的“拉”二者效果不一样，但它们都非常有效果。卢 • 里 德 （Lou Reed) 就曾这么唱过：“生活在小乡镇/就是沦陷在小乡镇/那里只有一个好处/你恨它，恨不得赶紧离开它。”在美国北部髙原的大平原上，有像法戈、俾斯麦以及格兰德福克斯那样一些非常活跃的城市，但草原上其他地方则在纷纷被遗弃。只剩下鬼城以及正在毁坏的村舍。《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说：“看到的是万物在凋零，教堂被遗弃，学校倒闭，乡镇成为废墟。” 一些大型动物，例如驼鹿和山地狮子，则重新开始出现在草原上。整个草原地带从蒙大拿东部到得克萨斯州北部，正在演变成环保主义者非常渴望看到的“水牛公地”。

农村被荒废，生态得以恢复。

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人口迁徙的趋向是从无聊、孤独的地方跑到热闹、繁忙、令人愉悦的地方 — 也就是海岸、阳光以及高度城市化的被称为大都会的地方，例如像位于东海岸的从波士顿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那样的漫长地带，或者是像我所居住的位于西海岸的从旧金山到内华达州的里诺 — 从滨海到雪地 — 这样的宽广地带。环视全球所有发达国家，那些曾经一度非常繁华的渔村现在也变得荒芜了。但捕鱼业则发展得更为迅猛，不过，今天的捕鱼业是搬迁到以城市为基地的渔业大船上进行了。当年苏联解体之后，年轻人纷纷从曾经获得政府补助的俄罗斯中部以及东欧的很多小村庄里离开，没有年轻人，那些村庄也失去了未来。

年轻人不愿意待在无味的农村里而是向往城市的繁华和便利。城市整合了劳动资源形成了行业。

但更主要的流动不是发生在欧洲或北美。美国有 49 座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中国有 160 座。自 1950 年以来，中国有 3 亿人搬迁到了城市里，未来几十年，预计还将会有另外 3 亿人搬迁到城市里。也就是说，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在流动。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
有历史学家说：“人类文明就是发生在城市里的。”（英 文 里 “文明”与 “城市”两个词有共同的拉丁语词根 civilis，它们跟公民、民事、市民等有密切联系。）我虽然住在加州，但我经常阅读《纽约客》（New Yorker)和 《纽约时报》，就像法国人会经常阅读《巴黎竞赛报》 以及英国人会阅读伦敦的报纸一样。任何一个国家，你都可以从它最大的城市看出其特征，通过检视其最大城市的发展，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对于世界的想象无非就是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 — 这些都是最大的西方城市。诚然，100 年前，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1900 年，伦敦就已经有 650 万的人口，纽约有 420 万，紧随其后的是巴黎、柏林、芝加哥、维也纳、东京、圣彼得堡、曼彻斯特以及费城。当时，东京有那么多人口是唯一让我们觉得意外的例子。
50 年后，到了 1950 年，世界人口最多的 10 大城市的人口翻了一番。同时，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加尔各答则挤进了 10 强。又过了 50 年，到 2003 年的时候，当初人口最多的 10 大城市人口则增加到原来的 3 倍。但相比之下，这些都是最小的变化。现在人口最多的城市依次是：东京，3500 万；墨西哥城，1900 万 ,纽 约 ，1800 万，圣保罗，1800 万，孟买，丨 700 万 •德 里 ，1400 万，加尔各答，1300 万，布宜诺斯艾利斯，1300 万（上海，1300 万；雅加达，1200 万。所有这些大的数字背后都意味着大的事件。根据联合国的预计到 2015 年，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排名将会增加孟加拉的达卡、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同时，卡拉奇、开罗、马尼拉、伊斯坦布尔、利马、德黑兰以及北京的人口数量也正在迅速赶上来。
整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西方的崛起”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的世界跟 1000 年前的世界看上去很像，那时候世界最大的 10 座城市分别是：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中国的开封、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柬埔寨的吴哥、日本的东京、埃及的开罗、伊拉克的巴格达、伊朗的尼沙布尔、沙特阿拉伯的哈萨，以及印度的帕坦。正如瑞典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 所讲：“世界将再次变得正常起来，它将会是一个亚洲的世界一 - 世界从来都是这样，只是过去的 1000 年发生了变化。那里的人们正在非常卖力地工作使这个图景成为现实，而我们则只是非常卖力地在消费。”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开始发展，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在亚洲。这里的人们在拼命的工作，而西方国家则是享受着比较成熟的城市化所带来的一切便利。

PART   3   中小城市的发展

假如我们只是看到世界人口超过 1000 万的最大的 24 座城市，那也许会有些局限。真正巨大的改变是发生在那些被联合国称为小城市（人口少于 50 万，世界上一半的城市居民居住在这样的城市）以 及中等城市（人口 在 100 万到 500 万，世界上有 22 % 的城市居民住在这样的城市）的地方。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地方往往是家庭以及个人的社会关系发生转变的地方，这些城市可以为进城的居民创造一些经济链条，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这些城市可以为农村进城者提供脱贫的‘第一步’，同时也可以成为去往大城市的大门。”
马克思主义学者麦克. 戴维斯 （Mike Davis) 在他 2006 年出版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 —书里讲到了这个问题：
在非洲……城市发展之前一直只是偶尔像超新星爆发那样，产生了像拉各斯 （其人口从 1950 年的 30 万增长到现在的 1000 万）那样的超大城市。现在，有一些小城市和绿洲，像努瓦克肖特、瓦加杜古、杜阿拉、塔那那利佛以及巴马科这些城市也已超过了旧金山城市或曼彻斯特的规模。在拉丁美洲，之前一直是主要的大城市主导了人口的增长，但现在一些二级城市，如蒂华纳、库里提巴、特木科、萨尔瓦多以及贝伦都在蓬勃地发展。
换言之，未来将有更多的消息来自一些西方国家从没有听说过的城市。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出现的城市化进度以及规模是历史上不管在欧洲还是在北美都没有出现过的 — 这一次的城市化比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城市化快 3 倍，规模则是西方的 9 倍。在我们关注的视野以外，整个世界都正在被改变。

PART   4   城市寿命

城市是所有人类组织里最长寿的。现今最长寿的公司分别是瑞典的斯道拉索 （StoraEnso) 以及日本的住友（Sumitomo) 集团，他们分别拥有 700 年和 400 年的历史。最古老的大学，分别位于博洛尼亚以及巴黎，则只有 1000 年历史。存活至今最古老的宗教是印度教和犹太教，他们也才有 3500 年历史。但杰里科城则有 1.05 万年的历史，位于其隔壁的耶路撒冷也有 5000 年的历史，并且一直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历史上它曾 36 次被占领或摧毁，也曾经历了前后 11 次从一种宗教信仰变为另一种宗教信仰。很多城市因为不再重要而死亡或走向没落，但也有些城市是几千年里都繁华不断。
我以为，城市之所以得以保持活力存活在世上，是因为城市是变化得最快的组织。在欧洲，城市每年因为拆迁或新建房子而消耗的物料就占据了城市建筑物料 （建房子、道路以及其他工程）总消耗的 2 % 到 3 % 。事实上，可以说每 50 年，城市的面貌都会变得焕然一新。在美国以及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速度则更快。尽管城市在物理上会经历那么多的变化，但是，城市的某些深层次的东西还是恒久不变的。正是由于地理、经济、文化上的一些因素的组合，使得一座城市，哪怕是被战争（例如华沙、东京）或 大 火 （例如伦敦、旧金山）所摧毁，城市还是会被重建起来，并且保持其原有的身份认同。

物质城市在不断变化，而精神城市则一直存在，甚至当物质城市遭到破坏时，城市还能重新建立起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城市内在的精神，更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体现。

PART   5   城市解决贫困问题及城市发展的潜力

城市是非常昂贵的，无论从环境上还是从经济学上来讲都是如此。但这样的昂贵是值得的。“城市可以让一个国家变得富有起来。那些城市化很高的国家往往能提供更髙的工资，更稳定的经济以及更强的机构。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他们更能抵抗震荡的全球经济。”联合国人居计划（UN HABITAT) 的报告是这么说的。他们也是从全球自 1978 年以来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与快速城市化的观点 — 不管好坏 — 背道而驰的是，2003 年由联合国人居计划发布的《贫民窟的挑战》这份调查报告里就第一次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这本书所洋溢出来的半保守的乐观主义则来源于作者的实地调査，他们在全球各地的贫民窟里一共作了 37 个调査。他们不是仅仅收集数据或套用现有的某个边缘的理论来解释，研究者真的是踏进了贫民窟的住宿区里，跟这些居民聊天。回来后，他们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城市在创造新的财富模式方面是更为成功的，在城区里提供服务更为便宜，甚至还有专家这样建议：要解决贫困问题，唯一可实现的方法就是把人搬迁到城市里去。”

这里用到了实景调查的方法，通过聊天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城市能够更有效率的解决贫困问题。

2007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的报告带有一个醒目的标题“释放城市增长的潜力”（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Urban Growth)。报告的第一作者，加拿大人口学家乔治•马田（Goerge Marline) 写道：“城市里聚集了贫困，但城市也代表着摆脱贫困的最大希望。”他在一次演讲里提到说：“一个国家 80%到 90%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都是在城市里发生的……全球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
但城市仅仅覆盖了地球 2.8%的陆地面积。在城市里，因为集中化以及高密度，使得提供社会服务变得简单。不管是教育、医疗、卫生、饮水还是用电，所有东西的成本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变得可支付，并且更容易实现。”
城市从来都是因为“经济扩张”而受益的 — 髙密度使得经济活动的速度得以加快，而近些年兴起的全球化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步伐。电信沟通以及市场比以往更容易地跨越国家的边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也许不再被信任，但人们可以想到办法来解决。救援组织就直接到城市里，因为那里才是最需救助的地方。而跨国公司则直接到有工人以及新兴市场在崛起的地方，那就是城市。
全球最大的 40 个城市群落里居住着全球 18%的人口。都市理论家理査德 • 佛 罗 里 达 （Richard Florida) 这样写道：“这些地区包揽了全球 2/3 的经济产出，以及 90%的专利创新。”国家是依据边界划分的，而城市则是一些相互紧密连接的点，使得毎一个城市从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世界城市。此外，文化的多元性、彼此间的经济往来以及人口流动，使得城市之间紧密相连。全球范围内，人们都在为找到工作而迁徙，甚至于穷人也不再是把他们的选择仅仅放在自己的国家内。同时，也将出现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全球都市居民，他们说自己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实际上就是生活在机场）。这些逍遥主义者包括了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员以及很多富豪 — 估计全球范围内百万富翁人数总计超过 1000 万。城市的增长加剧了全球化，而全球化则为城市提供更好的养分。在 1980 年到 2004 年期间，全球贸易总额从 5800 亿美元上升到 6 万亿美元。（这一增长速度在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期间遇到了障碍。）迅速增长的财富也使得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国家的复兴。新加坡以及迪拜的独立，就可以跟古代的雅典与 15 世纪的威尼斯相提并论。

城市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使城市自身得到了发展。

PART   6   城市规模和城市个人效率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新的理论正在颠覆着我们关于什么是城市以及城市可以变成什么的想法。我们知道有一种现象叫克莱伯法则（Kleiber’s Law) , 它认为有机体将随着其规模的增大而导致其新陈代谢效率增高，从齣鼯到大象都是如此，城市也是如此。物 理 学 家 乔 佛 里•韦 斯 特 （Geoffrey West) 说：“城市的最基本法则之一就是，当我们把人聚集到一起之后，城市本身会变得更高效。因为毎个人所需的东西会变少，这在生物学上也是同样的道理。随着动物体形变大，它们保证每一个组织运作所需的能量也会减少。”不同的是，有机体随着体形的增大，其移动的速度也会减慢（不妨想象一下齣鼯的疯狂跳动的心脏跟大象那慢节奏跳动的心脏），而城市的行动速度则会因为规模增大而加速。
这是来自于一篇标志性的研究论文的信息，这篇论文名为“增长、创新、忙大以及城布的生活节奏”（Growth, Innovation, Scaling, and the Pace of Life in Cities)，它刊登于 2007 年出版 的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上，而乔佛里•韦斯特就是其中一位作者。研究者考察了不同城市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专利、个人收入、电缆长度等，他们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的创造力也会随之增大，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 “超线性的”：当城市规模翻番的时候，其创新能力不仅仅是翻番。《圣塔菲通信》（Santa Fe Institute Bulletin)有一篇文章对这一研究进行了总结，文章写道：
人们变得更忙碌了，个人的效率也提高了（当城市规模翻番时，个人效率提升了 15%)。人们步行的平均速度也在加快。商业、公共空间、夜店，以及广场都要消耗更多的电。城市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艺术家、研究者以及金融人才。财富在增长，同时，住房的成本也在增长。
城市的增长会带来问题，但城市会通过加速的创新去解决这些问题。前面那份报告的作者说：“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不仅仅生活的节奏在加快，而且必须要有新的适应和创新，才能维持城市的发展。”
该报告结束时写道：“我们的调査显示，由创新所驱动的增长意味着城市不再有规模的限制，这就是有别于以往的都市经济学的在量上的差别。”换而言之，韦斯特这样和我说：“城市可以不断地增长下去，看看蒸汽机、汽车的发明以及数字革命吧。这些发明的共同点是它们使得城市可以继续增长下去。”假如我们说城市是效率以及创新的中心，《环护》 杂志认为：“要建设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们就需要建设更大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大都会。”（我 是 《环护》杂志的特邀编辑。）

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使得个人的效率也在提高，同时提高的还有城市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以及个人的生存成本，这就必须要有新的适应和创新去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范围，使城市能够持续增长下去。

彼 得 • 阿 克 洛 伊 德 （Peter Ackroyd) 所 写 的 《伦敦传记》（Longdon The Biography，2000) —书中引用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的一句话“没有边界就没有进步”。并且，彼得分析说，布莱克得出这一结论是在他沉浸于伦敦的时候。“不管你走到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你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城市就是由差异所组成的，城市就是其差异的总和。”驱动着城市的创新引擎一一同时也包括城市的财富引擎 — 是城市的多元差异。城市的多元程度越髙越丰富，特别是当它们碰撞在一起的频率越大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好。那些最有效的城市往往就是有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个聚居点，并且拥有多种都市体验，任何市民皆可参与的。从这一视角来看，正是大量富人以及穷人的同时存在，二者的交融使得解决贫困的方法得以浮现。

存在差异，是多元化的，有着丰富体验的。城市因为有差异才能存在。

PART   7    城市起源

关于城市起源的理论普遍认为，城市起源于农业：有了剩余的食物，才使得一部分人可以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假如没有农场产出食物，就不可能有补鞋匠、铁匠以及公务员这样的群体出现。简 •雅各布 （Jane Jacobs) 在她所写的《城布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 1969) 一书中则反对这一观点，她认为：“农村经济，包括农业经济，是直接建立在城市经济以及城市生产基础上的。”一开始是如此，到今天依然是如此。例如大多数的农业创新，都是来源于城市。当罗马帝国垮台的时候，整个欧洲的农业也垮台了。12 世纪时，人们发明了作物轮作的方法，一开始是在欧洲的城市里发明出来的，经过两个世纪之后才传播到边远的农村。到了 18 世纪，利用苜蓿这类的饲料作物来对土壤进行固氮的方法也是首先在城市的菜园里发明出来的，并且这一方法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候，因为杂交玉米的发明，美国的农业出现了繁荣的发展，而这一发明也不是在农田里发生的，而是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的一个实验室里发生的。
那么假如不是农业催生了城市，又是什么催生了城市？简雅各布认为应该是贸易。而我基于“持久的战争”这样一种历史观进行推测，是防御催生了城市。我敢打赌，城市的第一个发明，会是用于防御用的城墙，之后就是一些长方形的建筑，使得最大数量的人群可以在最小范围的城墙内居住。（要知道，田园以及狩猎采集者 — 包括蒙古包、印第安人的帐篷、纳瓦霍人的泥盖木屋、印第安土著的锥形窝棚、非洲的茅草屋 — 他们的房子是圆形的。）就如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城镇居民一样，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农耕部落就居住在数层楼高的城堡里，并且在城堡的外墙上没有任何朝向外面的开口。要进入的话就只能借助可伸缩的梯子。当白人到来以后，他们不再面对游牧的阿帕奇部落或者是纳瓦霍部落的袭击，于是普韦布洛部落的人都分散到各地去居住了(在一些像陶斯或阿科马那样的专门用于旅游的居住点，还有部分髙密度的聚居区）。都市研究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 认为：“城镇最早的意思，就是指一个封闭的或者是设防的地方。”

城市最早被用作防御。

由此看来，农业似乎是那些早期居住在封闭的围墙里的居民的一个发明，他们借此才能使得自己可以得以继续发展壮大，由乔佛里•韦斯特的理论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超级大都会也需要同样的创新。2006 年联合国人居署发表的一份报告里写道：
城市是农村发展的引擎……当连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之后，会使得农村的生产效率得以提升，并且可以让农村居民更容易接受到教育、医疗保健、市场、信用、信息以及其他服务。另一方面，当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之后，也可以使城市受惠，因为农村会对城市里的商品和服务有更多的需求，另外对农产品进行加工也能产生附加值。没有其他东西比一条通向城镇的好公路或者是一个好的手机信号站更能拯救农村。

城市资源拯救农村。

当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迁往城市之后，留在村里的农民可以从少量土地上的自给型农业转向在优质土地上进行更为集中式地种植经济作物。这对于城市是更好的，对于当地的居民也是更好的，对于当地的天然环境也是更好的。土壤含水层会恢复过来，森林也会恢复过来。人们在巴拿马作了一个研究，去了解当农民从刀耕火种的农业走向城镇之后，当地会发生什么变化：“随着人们迁走，次生林长起来了。最重要的是，一旦猎人远离这片土地，所有在原始森林里可以找得到的鸟类和哺乳动物都出现在次生林里了。”每一年新生的热带雨林数量比同期砍掉的要多 55%，这是联合国于 2005 年发布的一个关于全球森林的数据：每年有 3800 万亩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但是同期有 21 亿亩的次生林在曾经是耕地的地方又长了起来。
城市可以带来的另外一个创新体现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培育以及恢复方面。当人们居住的环境变得更加城市化之后，人们会更加关注环保。而随着城市变得更加国际化，城市里的人也会从国外吸取环保方面的想法、实践甚至是需求。假如我们鼓励这些行为发生的话，那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保护人口日益往城市流动的农村，使得农村重新恢复生物多样性。

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保护环境。

PART   8    城市的贫民窟
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迁到城市之后，他们把在农村里学到的技能和价值观带到城市里的贫民窟。他们一直都在建房子，而且他们用非常低廉的成本就可以造出一所房子。另外，跟家族成员以及邻居合作去做事情对于他们来讲也是家常便饭，即使没有基础设施也不要紧。这些都是他们所需要的能力，有了这些，他们才能建造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创意的城市 —贫民窟城市— 那些正在为全球 10 亿贫民提供居所的城市，未来这-数字将超过 20 亿。住宿条件通常都像是排污道，并且带有人类的排泄物的臭味。那里通常不会有卫生设施、不会有饮水供应、没有电，也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到达。每个人都居住在残破的棚屋里，这家的墙紧挨着那家的墙，每个房间里都住满了人。贫民窟城市有时候会是绵延数英里长，它们的出现没有经过规划，也没有人去管理，并且通常是出现在被认为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例如在沼泽地里，在洪泛区，在陡直的山丘上，或者是城市里的垃圾堆旁边，甚至是沿着某条高速公路出现，又或者是挤在某条繁忙的铁路线边上。
贫民窟十分拥挤，而且环境比较恶劣。
但是贫民窟城市却是充满活力的。那里的狭窄的街道上有热闹的市集，有小吃店、酒吧、咖啡店、理发店、牙医、教堂、学校、保健俱乐部、用手机进行交易的小店、五金店、饰品店、服装店、电子产品店，以及卖盗版碟的店。这是最密集的城市生活的体现。在这样的地方汇集了最多的社会资本，因为居住在贫民窟里的每个人对其他人都非常熟悉，不管他们是否希望如此。你看到的不是被贫困压迫得沮丧的一群人，而是正在努力以最快的速度摆脱贫困的一群人。
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在努力摆脱贫困，而不是被压迫的十分沮丧。

于世界任何其他城市。这座城市有一半是贫民窟，但是它却创造了印度 1/6 的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城市》 2007)的作者苏凯图•梅塔(Suketu Mehta) 写道：芒果树，向东边望去还能看到小山 — 但为什么他们却抛弃农村来到了这里？是因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长子可以在城市北边的米拉路上买到两个房间。另外他们希望小儿子则可以做得更好，能够到新泽西生活。不舒适也是一种投资……外甥对计算机开始感兴趣，并且很有可能会去美国。他对此感到很满意。盂买就是依靠这些看不见的互相帮助的网络维系起来的。在孟买的一个贫民窟里，你看不到单独的个体，只能看到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体里，你能看到一层一层的忠诚和责任，但是最小的单位就是家庭，一家对另外一家的忠诚和责任，但这样的事情不会在个人层面发生。扰，并且你可以自由选择配偶。对于一个生活在印度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孟买的诱惑不仅仅是金钱，他们还向往着城市里的自由。Neuwirth)写 的 《影子城市：十亿贫民窟居民，一个新的城市地球》（Shadow ），我才看到真实的状况。他的研究方法是先学习当地语言，而后直接到贫民窟里住上几个月。他住过了罗奇哈 （里约热内卢 700 多个贫民窟中的一个）、基 贝 拉 （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旁边的一个有 100 万人口的贫民窟城市）、三嘉甘地那革尔（位于孟买的一个贫民窟）、苏坦贝里（位于伊斯坦布尔外围的一个已经充分发展的贫民窟城 rfr，人口有 30 万）。在每一个看似吓人的贫民窟里，纽维特发现，他可以直接走进去，问问当地人，找个地方住下来，马上就可以结交朋友了。在基贝拉，他是方圆好几英里范围内唯一的白人，但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他只是怕过一次，那里约的警察对他进行恐吓
住在贫民窟的人消除了一定的差异，这里的人能忍受艰苦的环境，并且一部分人甚至向往这种自由的无拘束的环境。
贫民窟里非常糟糕的住宿环境从来都不是那里的居民担心的主要问题。可悲的是，当政府以及理想主义的建筑师希望为这些人提供公共居所的时候，他们建的房子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贫民窟里最糟糕的地方。那些在贫民窟盖房子的人对于自己盖的房子是有自豪感的，并且他们一直在改善着这些房子。纽维特发现，贫民窟的居民最为担心的两个问题是：房子是否与工作地点离得比较近，以及他们的房子是否会被拆迁掉（也就是联合国所说的居所安全）。他们也不担心没有电话：每个人都有手机或可以找到打电话的地方。医疗救助也有，食物也有，而农耕生活则留给了农村的人们。在每一个贫民窟里需求最大的是基础设施，包括用水、用电以及卫生设施。这里也并不是一些如人们想象那样的罪案高发地带，有些贫民窟会被外来的邪恶势力所骚扰，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警察保障。虽然贫民窟居民会参与一些被联合国称为“在树木茂盛的郊区未曾出现过的文化运动以及高度的团结”，但是他们除了会捍卫自己居住的社区利益以外别无更多的政治诉求。
贫民窟最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他们对政治没有诉求。
组织的犯罪圈子里，最后他爱上了这座城市。他就是格里高利•戴维•罗伯兹(Gregory David Roberts〉，《项塔兰》（SAantoram) 的作者，他所描述的故事有像雨果那样的紧凑以及细致，但其经历的深度则是雨果不曾有过的。贫民窟里的生活会不断地经历各种关系、危险、索求、情感、服务和冲突，这些东西给人的冲击是如此强大，使人迫切想离开。但每次他离开之后又还是回到了这里，因为他怀念这里所发生的各种戏剧性的故事。纽维特则发现了一种类似的现象：有些人在贫民窟里赚得足够多的钱就离开贫民窟，搬到居民楼里去住。但是他们发现新的生活很无味和孤独，于是就回到贫民窟，以找到那种激动以及社区的情怀。在孟买，有些从贫民窟被安置到政府提供的免费住房的居民希望回到贫民窟。有人说：“之前，在我们家周围，总能找到四个同伴，我们会坐在一起聊天。现在则好像被关进鸡笼里了》”（但住到免费住房的妇女则因为有了厕所以及自己的私人空间而感到髙兴。）
当适应了贫民窟的生活后，一些人很难摆脱这样的生活，贫民窟有一种来源于人性的魅力。
社会融合度充满希望的贫民窟充满绝望的贫民窟政府组织 “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机构形态”。在城市以及乡村，他们可以填补“政府失效的一些空白”，另 外 “因为孟加拉的非政府组织接受国际捐助，他们正在按照国际做法来做事，这是连本地的私营机构也难以媲美的。”
发自民众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某种方面填补了政府不能掌控的一些东西。

PART   9   妇女发挥的作用以及宗教的发展

妇女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联合国的这份报告中提到，社会型组织“通常是由贫困的妇女运作并控制，她们基本上是基于自助的原则建立某种社会型组织，虽然她们会接受来自非政府组织、教堂以及政治团体的捐助。”这样一种从农村走到城市的搬迁，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妇女的力量得以释放。那些提供小额信贷的人发现，这些贷款发放给妇女的时候最让他们放心。妇女也是住房契约的最负责任的管理者。《贫民窟的挑战》总结道：
“在很多情况下，是妇女在主导设计生存的策略，并且这些策略实际上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管治结构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正统的结构失效的时候。可是，每四个发展中国家当中就有一个是立法禁止妇女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或申请房贷的。”
把进城妇女从挑水以及拾柴这样的体力劳动里解放出来，是非常重要的，这份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自来水管道也许比技能培训更能有效地使妇女可以被解放出来从事一些可以获得收入的工作。”
2007 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份名为“在城市里成长” 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一位 20 多岁名叫熙姆的妇女，她离开孟加拉北部一个小村庄，到达卡从事制衣工作：
这是她第一次可以摆脱她的丈夫、她丈夫的父母、她的村庄以及他们带给她的负担。她到这里几个月之后就可以养活自己的孩子了，而且她鼓起勇气回到村子里提出离婚……
熙姆现在更喜欢生活在达卡，因 为 “那里更安全，我可以赚得一份收入，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假如是在农村里，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但是她想，当她变老之后她还是会回到农村去。她正计划在农村买一块地，然后在那里定居。

城市帮助妇女摆脱了农村的控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你能够够压缩能够通过自己在城里的劳动养活自己。

这样一种对农村的感情似乎是举世皆同的。《贫民窟的挑战》里提到：“那些一辈子都住在内罗毕的城市人，当你问起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会说是从耐里 （Nyeri) 或 金 布 （Kiambu) 或爱德罗特’ (Eldoret) 来，虽然也许他们从没有去过那些地方。但当他们死去的时候就会被安葬到那些他们祖辈居住的地方。”这样一种对土地的灵魂上的情结可以化为一股力量，当对土地的爱化为对土地的保护时，就可以促成在发展中国家最终实现环境保护。
在贫民窟，宗教发挥着一种更强大的支持力量，这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麦 克 •戴 维 斯 在 《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里写道：
伊斯兰民粹主义以及五旬节会（以及在孟买的希瓦吉邪教）他们控制着一些社会空间，有点像 20 世纪早期的无政府主义。在摩洛哥，每年都会有 50 万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并且其中半数都是 25 岁以下，像 “正义与福利”这样的伊斯兰运动势力则成为了贫民窟里实际的管治力量。他们会开办夜校，为那些受到政府不合理对待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为穷人购买药品，为朝圣者提供朝圣补贴，以及为死者家属提供葬礼补助……五旬节会则是第一个完全在贫民窟里出现的宗教……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它主要为贫民窟的妇女争取权益并且没有种族歧视，它已经成为了城市穷人自发组织的最大一个运动。
在 2007 年联合国发布的报告里，乔 治 •马 田 （George Martine) 提到：
“起初，人们认为快速的城市化将意味着理性、世俗价值以及非神秘化的胜利……可是……新生的宗教运动基本上是发生在城市里的运动……在中国，城市在飞速发展，宗教也迅速地找到了附着点。”

城市的发展推动了宗教的发展，通过宗教，贫穷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

PART   10    贫民窟的建筑

在我看来，贫民窟里最震撼的景象就是随处可见钢筋从水泥墙的顶端探出来，随时都可以在上面添加新的结构。在那些用双手建起的高层建筑的顶层，总会看到有钢筋在那里，仿佛就是准备好总会有新的一层在未来某个时间被加上去。也许那是给亲戚建的，也许就是为了赚取一点租金。在今天的土耳其，你在人们家里随处都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砖块。每当人们赚得一点钱之后，他们就会去买砖块，而砖块并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涨价。当存到更多饯之后，他们就会建起一面或两面墙。而那些未完工的墙面也可以抵挡恶劣天气的侵袭。
而在那些新兴的贫民窟里，在那些不断面临被摧毁威胁的贫民窟里，拿来做建筑材料的包括板材、布、塑料、木材、平整的油鼓，以及最受欢迎的铁皮边角料。在 《影子城市：十亿贫民窟居民，一个新的城市地球》这本书里，罗伯特•纽维特写道：
让我们给塑料管唱一支颂歌吧，把荣誉献给预制好的窗户，让我们向旧式的板材，向批量生产的洗碗槽、瓷砖致敬。要给水泥以及煤渣砖致敬，要歌颂地位卑微的螺纹钢，还有可以快速变干的混凝土。最后也为容易操作的塑料线、容易安装的电器插座以及模块化的电话服务歌唱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墙会变得越来越坚固，房子也会盖得越来越高，建房子的人们也会逐步选用一些更为耐用的材料。贫民窟非常神奇的一点是，它们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在加固和改善的，都是靠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一点一滴地完成。那里的每一间房子都是这样盖起来的。甚至于整个社区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那些需要周详计划的人看来，贫民窟非常混乱。但是当我从一个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它们是有机生长的。
甚至是查尔斯王子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参观完达拉维的贫民窟之后，回到伦敦跟那里的观众说：“我在那里发现了一种潜藏的，似乎是直觉一般的设计方法，用那样一套东西，人们可以下意识地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步行，可以用做多种用途，并且适应当地气候和材料的环境，这恰恰是那些千篇一律的水泥板建筑所缺乏的，可是我们今天依然在建那样的房子来安置穷人。”
据城市研究者说，贫民窟里的居民目前已经成为了这个地球上最主要的建造者。

PART   11    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条件
而在那些更旧一些的贫民窟社区里，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种奇观。一些在泰国进行实地调研的研究者发现，曼谷所有的贫民窟家庭都有彩色电视机，平均每一户人家拥有 1.6 台彩色电视机……另外，几乎所有的贫民窟家庭都有冰箱。2/3 的家庭有 1 台 CD 播放器，1 台洗衣机以及 I.5 台手机。他们当中一半的家庭里有 1 台电话，1 台影碟机以及 1 辆摩托车。内卢贫民窟里的 750 位居民进行过采访。基于这些采访写成的《边缘化的神话》 —书指出，住在贫民窟里的人有着“像布尔乔亚那样的欲望、像冲锋的勇士那样的坚毅、像爱国者那样的价值信仰”。30 年后，到 2001 年的时候，她再次回到那里去采访当年的受访对象以及他们的孩子。她所看到的改变是巨大的。虽然贫民窟里的居民依然因为他们的居所而遭到歧视，但他们的识字率已经从第一代移民的 5 % ，上升到他们的孩子目前 94%的水平。现在所有人都住在砖瓦房里，并且有水电以及室内的卫生间。所有人都有了冰箱、电视、手机，以及洗衣机，并且他们相比起那些生活在里约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邻居，更多的人拥有微波炉和电脑。有 2/3 的人离开了贫民窟，搬到更具合法性的地方去居住。而那些留在这里的人们当中，很多家里的墙壁都贴上了漂亮的瓷砖，并且配置了家具。以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可是这里相当活跃，并且可以说人们是成功地生活着……不过在那些被霓虹灯照耀的商店里，在路人的暗暗的眼神交流里，在茶馆里交叉的水烟管里，反反复复，都是同样的故事。这里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每个人都在努力往上爬。”
    PART   12    贫民窟的非正式经济
贫民窟是伴随全球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现象，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它，因为它从设计上就是会避免人们的注意的。贫民窟居民不会对土地或者房产有正式的拥有权，他们不会交税，他们不会去缴纳任何形式的授权费，他们也不会关注政府通过的汇率。但是他们在经济上有蓬勃的发展，他们互相收取住宿的费用，虽然他们对房子本身没有合法的所有权，他们彼此雇佣，并且彼此交易各种各样的货品，有些盗版的，有些甚至是非法的。这 就 是 “非正式经济“。    就像暗能贵给天体物理的理论带来巨大冲击一样，“非正式经济”相对于正统的经济学理论而言也是如此。这东西本来是不该出现的，但是它确实存在在那里，并且规模巨大。

极大的可见度的 。 一 个密集的社区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就在此获得最大的收益。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的产权证，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谁实际上拥有哪一栋房子，以及谁可以通过出租房间来获得租金。假如你可以教语言，或者是你可以造假的身份证或者有其他技能，都不需要做广告，你的客户就会找到你，但是官员则找不到你。联合国干 2003 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名 为 《贫民窟的挑战》，该报告预计，在发展中国家，有六成的城市就业都是发生在非正规经济里，并且非正规经济的表现与正规经济的繁荣有根本性的联系。从家庭作坊做出来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字印在送往旅馆的洗衣袋上，焦炭工用三轮车把炭运到铜匠那里，经理每天把孩子交给家庭托儿所，政府官员请工匠为他家筑上一堵新的安心墙……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正式经济与非正式经济之间的复杂的网络和联系。最贫穷的贫民窟都是跟最富有的富人区紧紧挨在一起的看上去就像是一种怪诞的不公平，事实也是这样，但是这对于任何一个高密度的城市来说都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现象 — 因为经济上的供需靠得非常紧。用人、保姆、园丁以及保安，可以直接走路上班。

穷人有的是时间，但是他们没有钱；富人有钱，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是他们就进行交换。我发现，那些很缺钱但时间充裕的人，他们花费时间的方式，比那些不缺钱的人花费金钱的方式，更·为有趣。对于非正规经济而言，原创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例如，在贫民窟里，很多人都在从事都市农耕：很多家庭以此节省开支，并且可以获得更好的营养，他们还可以到离家稍远一点的堆方去销售自产的农产品。在哥伦比亚的梅德林贫民窟里，“人们就在自己家第三层的天台上养猪，另外还利用切开的塑料瓶来种菜，直接挂在窗户的铁条上。”这是博客作者伊凡•佐克曼（EthanZuckerman) 的描述。车，他们在马路上的身影就跟他们在农村的田地里努力寻找合适的土地一样。单单是在达卡这座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城市里，就有几十万的人力车夫。人力车夫每天需要给一个类似黑手党那样的组织（通常会跟某个政党有关联）交纳 1.35 美元，才能租下一辆人力车。人力车夫每拉一位乘客平均收费 3 0 美分，一天下来可以获得 1 美元的利润。他们的妻子也许可以通过敲砖赚得同样的收入，而他们的孩子则需要到垃圾堆里去淘宝。给学生，并且获得收入。正 如 克 莱 夫 •克 鲁 克 （Clive Crook) 在 《大西洋月刊》（Atlantic）上所写的：“这些付全额学费的学生，他们的家长相当的贫穷，反而非常愿意出钱让孩子上学。整体看来，这些每天只需 10 美分学费的学校，其教学成效反而比那些学费更高的学校做得好。”

些散布于全球的非正规经济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反而成为避风港？还是那里的人们忍受着更大的伤痛？ （《华尔街日报》2009 年的一篇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走向非正规经济，因为那里成为了人们摆脱金融危机的保护伞”。）是不是有人因此而陷入到更深的犯罪经济的旋涡里？假如是这样的话，同期全球有组织犯罪是不是在上升？城市化进程是在加快还是减慢？ 2009 年 3 月，我的预测是：因为有更多人开始从事非正规经济行业，使得整个非正规经济将会走向增长；犯罪经济也会增长，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最擅长利用混乱来行动的。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则不会改变。我的预测会有多少是错的呢？

PART   13    贫民窟的基础设施以及和穷人交易

在正规城市里，基础设施也许是被隐藏起来的，但是在贫民窟里就不是这样。在贫民窟，你随处都可以看到四处伸展的电线，人们用电的时候就直接偷，看有线电视也是如此；还有无处不在的塑料管道，用来调配水源，都是非法安装的。这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基础设施 。 一 家名为美国能源服务公司(AES)的专门服务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公司，于 2006 年时邀请我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会议。那家公司尝试将那些偷电的贫民窟居民变成每月支付电费的顾客，他们的实验一开始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进行。他们说，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跟贫民窟的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而这是做生意的前提。居民也发现，偷来的电总是不稳定，并且这个行为本身也“不干净”：不断变化的电流会经常烧坏家里的电视和冰箱。居民们还意识到偷电甚至是危险的：平均每个月有 4 个人会因为私拉电线而触电致死。

通过服务获取信任，通过改善体验得到收益。

AES 的人告诉我：“在贫民窟里有大把的钱可赚。”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他们的收入是不稳定的，也就不能按月来交电费。于是 AES 就重新发明电表，改装后的系统跟当年英国在“二战”之后使用的一样。当你手头上有钱的时候，你就去购买一些类似钱币那样的东西，扔到电表里去，马上你就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获得干净而且可靠的电力供应。为了增进与贫民窟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AES 还邀请一些比较熟练的偷电髙手来安装新的系统。AES 是可信的，它的新客户也是可信的，可是该国总统查维斯反而是不可信的。起初，査维斯还支持这一项目，可是到 2007 年的时候，他把电力系统收归国有，并将 AES 踢出局。（AES 汲取了经验，并且带着他们的团队在圣保罗安装了一个类似的系统。）

获取新人很重要。

AES 是一个案例，它和很多其他公司一样，是受到了 C . K •普拉哈拉德(C . K . Prahalad) 写 的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2005)这本书的影响。这本书讲述了公司如何可以接触到全球最贫穷的 40 亿人，并且在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的边缘提供商品和服务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普拉哈拉德在书中写道，穷人通常在晚上 7 点之后才会出来买东西，他们每次只是买很少的东西；假如有人提供相比于贫民窟当地的垄断价格更便宜的价格，他们会非常欢迎，并且他们对于新科技不会抵触，反而乐于接受。
企业应当关注现在被称做“金字塔底层”的市场。全球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迁徙中的，他们在城市里尝试新的东西，他们很有潜力成为新的顾客、合作者以及竞争者，虽然现在穷人的收入还不多，但是其增长速度迅速，并且累计起来的数字是很惊人的。2007 年有一本书名为“下一个 40 亿”（The Next Four Billion），该书指出:
全球有 4 亿人每年的收入低于 3000 美元，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相对贫穷的状态。如果用当下美元的价值来计算的话，假如是在巴西，就是每天收入少于 3.35 美元，假如是在中国，就是每天收入少于 2.11 美元，假如是在加纳，就是每天收入低于 1.89 美元，假如是在印度，就是每天收入低于 1.56 美元。但是，所有这些人加起来，他们是有很强大的购买力的，金字塔底层蕴涵着总计 5 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价值。
此外它还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贫民窟的挑战》一书的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因为有了本国政府以及民间组织的监督，大型跨国公司往往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提供最高报酬的工作以及工作环境，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让其他公司的薪酬标准也要随之提升。

PART   14    贫民窟的非法经济存在的隐患

所有生活在非正式经济下的人们都是生活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偏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聪明的政府、民间组织以及企业会帮助贫民窟居民逐步获得合法身份，因为假如这些人沦入犯罪经济的话，就会带来灾难。在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 写 的 《非法》（Illicit)这本书里记述了非法经济市场，其规模之大以及伤害之广在书中可见一斑。全球每年在毒品、武器、非法劳工（包括非法性工作者）、受保护动植物、被盗文物、被窃取的知识产权、非法货币流通等等方面的交易额加起来介于 1 万亿到 3 万亿之间。世界各地的贫民窟里活跃着的非正式经济为罪案提供了超级保护，也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来源。

政府需要引导贫困的人走上合法的道路，否则会带来很大的后患。

很多贫民窟是被当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控制的，有时候是负责任的控制，有时候是具有破坏性的控制，通常情况是二者的结合。最严重的情况的就是在巴西，那里的贫民窟经常就是被毒贩控制，大多数时候是很友善的控制，但是一旦遇到了他们跟政府交战或者不同毒贩之间进行交战的话，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而贫民窟里的银行是从来不会发生抢劫事件的。但是在过去的 10 年里，有一股新的地下力量在成长，它 就 是 “首都第一命令队”（葡萄牙文全称是 Primeiro Comando da Capital，简称 PCC)。它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团体，他们直接在巴西的监狱里，利用手机进行远程操控，可以成功地发动围攻袭击。2006 年 5 月以及 7 月，PCC 两度制造系列暴力袭击事件，使得整个圣保罗都因此而瘫痪。PCC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显然他们只是想展示给别人看，他们拥有这个能力。威 廉 •朗 威 士 （William Langewiesche) 在 《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上撰文指出，PCC 只是一个更大的现象的一部分，他将这个现象称做“野性的区域”：
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很多人居住在这样的野蛮区域里了。但是官方总是否认或者很少提及他们。这不是回到了中世纪，而是迈向一种新形式的进化 — 是全球化的一种附属品，是一种根本性的重新排序，它也许会使得国家边界的概念变得过时。在哥伦比亚以及墨西哥的尼古丁种植区，在非洲大片的割裂的草原区，在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以及在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最容易找到这样的野蛮区域。但是，在那些政府看似依然管治得不错或国家依然看似强大的地区，在表面之下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野蛮区域。
PCC 也许确实控制着巴西半数左右的贫民窟，但是另外一种力量正在幵始兴起，就是同样是生活在贫民窟里的民兵组织。在毒贩、PCC、警察中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现在民兵也被卷入其间。珍妮斯•普尔曼 32 年来一直在研究里约热内卢，她写道：“1969 年，那时候人们担心自己的房子会被政府拆迁掉，现在，人们在担心自己是否会在毒贩和警察的交火中，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势力的交战中遇害……有超过 1M (实际数据是 27%)的 人说 ，自己家里有人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遇害的。”

黑帮控制的贫民窟是很危险的。

那些在野生环境下谋生的人可能会对环境问题或者是气候变化不加关注。假如当气候变化开始给社会带来裂变的时候，一些野生环境还处干发展状态，这将会因为社会动荡而引发战争，另外也会引发资源争夺战。我们就将重新回到 “持久的战争”当中，并且，“持久的战争”这一次将会在多个层面发生。

PART   14    贫民窟融入主流社会

并不一定要这么做。“旧金山以前也是一个贫民窟。”在面对着一群旧金山的观众时，罗伯特•纽维特如此说道。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在它们一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贫民窟。而它们逐步走向繁荣的历程，现在正在世界各地的贫民窟重演。只是现在这种变化的速度更快，而且整体的规模更大。纽维特指出，正式经济体系的维护者所需要做的，就是帮助贫民窟的居民获得居住的权利，并且允许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融入主流世界，并且很显然，随着这些人的加入，主流世界的秩序也会发生改变。正是这样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 ，一 个国家接一个国家，整个地球都在学习怎么利用都市贫民窟居住者的无限创造力。
其中一个想法是由赫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在很早以前提出的。他于丨 989 年出版了一本书《另外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那是一本标志性的书，他是第一个欣赏非正式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人，当时他就是根据对利马的贫民窟的调查写出这本书的。他的理论是，唯有在贫民窟的居民自己的房子也能换来价值这个前提下，贫民窟居民才能走出贫穷的困局。有人试过这样的做法，但是对于都市里的贫民窟而言，这样的做法基本上行不通。因为这样的做法并不能为房子的主人增加信用，只会鼓励房子的拥有者把房子出租出去，还会把抢掠者引进来，最后反而使后者致富。纽维特在《影子城市》里写道：
哪怕是你给人们地契，或者是有保障的祖货合约也没有用，因为人们仅仅是需要确保自己不会被赶走 。 一 旦人们知道自己住在这里不会被赶走，他们就会安心盖房子。于是，就有了市场，就有了买卖，有了租赁，有了创造，有新的建筑。这一切都是由现实需要进行控制，没有法律上的控制。这正是关键所在。假如你给贫民窟居民带来安全感，他们就会把明天的城市盖出来。

需要和贫民建立信任才能发展贸易，改能建立秩序，才能发展城市。

由此我得到的经验是，所有那些把房子仅仅当成是物业的行为，最终都会使得社区关系破灭。而任何把房子当成是家的做法都使得当地社区得以保存下来。
只有当居住者、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公司各方都根据当地实际去逐步协调处理，从贫民窟居民到合法城市居民的转折才会变得最为畅顺。多伦多出版的《环球邮报》 写道：
“最好的方案就是让贫民窟的居民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作为政府，应当为他们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卫生间、电力、垃圾收集以及处理等服务，甚至是允许那些有能力盖房子的人自己使用本地可以获得的材料来盖房子。”这 是 普 劳 德 •拉 奎 因 （AprodicioLaquian) 说的，他是一位加拿大籍菲律宾裔城市规划师，他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发明了由贫民窟居民主导，去设计城市再生的方案。这些方案被称做“贫民窟升级改造”，或者是 “据点与服务”，在过去 40 年的那些最为成功的都市翻新改造当中都是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就如联合国 2003 年发布的这份报告所指出的：“当有一半的城市人口都生活在贫民窟里的时候，贫民窟就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形态 。” 一个城市星球有各种理由去尝试理解贫民窟，去尊重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并且为他们扫除障碍，使得他们可以获得公民所该获得的所有权利。这样也可以帮助整个世界，不仅仅是在务实的层面，也包括伦理的层面。关于世界可以从一个城市人口占大多数的人口分布当中收获些什么，将会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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